为了心中那片热土

发布日期: 2012/10/13  作者: 校友会|基金会秘书处   浏览次数: 991   返回


周继光,19453月出生,浙江宁波人,中学高级教师,1978年被评为上海市首批特级教师,1989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
1962年起为基础教育无怨无悔地奉献了近50年。其间,在大同中学、位育中学等历史名校任数学教师,在卢湾区教育学院任中学数学教研员,在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当过兼职研究员,在浦东创办了上海市光远实验学校并担任校长,并长期担任上海市教育学会数学专业委员会理事。50年来在基础教育的教学、管理等方面作出了较大贡献。
曾八次参加上海市中考数学的命题和审题工作(其中两次担任命题组组长),还先后参与全国初中数学教学大纲和上海市“一期课改”数学课程标准的制订,参加上海市初中数学教材的编写。多次主持或参与全国、省、市级教育科研项目的研究,先后应邀到全国多个省市讲学三十余次,在各种媒体、教育专业刊物上发表文章近百篇,并先后编写了近百本中学生课外读物,如《初中数学思维方法》、《数理化学习大全》(初中数学部分)、《中学数学解题词典》(高中代数部分)等,近年来又潜心编著了数套初中数学教辅读物,颇具特色,如《数学测试与评析》、《数学精练与博览》、《数学学习导引》等,在初中数学教学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获得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好评。
2002年创办“周继光工作室”,继续研究数学教学,潜心著书立说,培养青年教师,为基础教育再立新功。
回忆自己的成长历程,我感慨万千。解放那年,我还是个幼儿园里的孩子,如今已跨入退休老人的队伍。祖国母亲历尽艰辛,把我们这代人培养成才是很不容易的,我能从一名中学生成长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全靠党和人民的哺育和培养。
我的少年时代,虽家境贫寒,但和其它孩子一样受到了良好的基础教育。1959年,我初中毕业,被大同中学录取,不仅全免学费,还让我享受人民助学金。我从小患有严重眼疾,两眼视力仅0.10.01,学校老师让同学陪我到专科医院求医,并破例报销了医药费。高中三年正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我和一些同学患上了肺结核,学校破例安排最好的朝南宿舍让我们住,在生活上百般关心我们,那时候,伙食是配给的,每人每月只能吃到一两肉,而我们却能吃到二两;别人交一张油票只能买5分钱的菜,我们却能吃到7分钱的菜。老师们还经常到宿舍里来关心我们的学习和思想,给我们贫苦学生送来了鱼肝油丸和药品。那时我们的校园里充满着爱,广大老师把他们对党、对社会主义祖国的感情化为对学生的爱,学生从教师的爱中感受到祖国的温暖,感悟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从中深切体会党的光荣、正确和伟大,爱党、爱国之情油然而生。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感受教师的“爱”,为我后来认识教育事业是“爱的事业”奠定了基础。
我高中毕业时,由于健康原因,不能报考大学,从小想当科学家的愿望成了泡影。这段时间我心灰意冷,老师们都十分关心我,不仅给我经济上的资助,还帮我找工作。在我找工作没有着落之时,王季娴校长毅然决定让我留校当教师,这是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过的,一个高中毕业,没有进过正规大学,讲话还有点口吃的人,能当教师,这岂不是天方夜谭!然而,在我身上却变成了现实。记得我初上讲台时,有一次王校长和几位老师来听我的课,我很紧张,原先备课备得好好的,可到上课时怎么也记不起来。教一元二次方程,公式还没有讲,就要让学生上黑板来解方程。课后,我面孔涨得通红,没料到王校长走过来笑着对我说:“蛮好,就是有个地方讲反了。”就是这么一句简单的鼓励,让我从此树立了当好教师的信心,也让我第一次感悟到“鼓励”也是教师的一个法宝。
在我当教师的头三年,教研组的老师们手把手地指导我怎么备课、上课,怎么批改作业,怎么辅导学生,帮助我逐渐成为一名合格的数学教师。那时候,在教研组里,我感受到一种积极向上的氛围,一个团结合作的良好环境。正是这种氛围和环境,为新教师的成长、为教师的专业发展搭建了宽广的平台。
正当我在教学上将要步入成熟期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我被认为是“修正主义黑苗”。教育局的造反派甚至说我眼睛不好,不能当教师。无奈之下,我被迫离开了大同中学。那时,我真想不通为什么我不能当老师?后来,在一些好心人的帮助下,我仍然坚持到小学里当了一名教师。那时“读书无用论”成风,“教师倒霉论”到了顶峰,教师地位和待遇低下,但我无怨无悔,做了八年小学教师。那段时间我不仅教数学,还教语文。为了让学生真正学到一点东西,我一心扑在教学上,没有课本就自编讲义,自己刻蜡纸、油印,常常忙到深夜。那段充满挫折的教师经历使我逐渐成熟,尤其是在上钢三厂职工子弟小学工作时,有机会接触更多的工人家长,虽然在动乱年代,但是家长还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要学点文化。那时有些学生流里流气,上课吵吵闹闹,但是他们喜欢听故事,我就用讲故事的形式,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在家长的支持下,管教管导,逐渐取得成效。这是我第一次真正认识了教育的真谛,深切地体会到育人是教育的全部目标。
功夫不负有心人,教学质量逐步有了提高。1972年,我还在学区开过几堂语文和数学的公开课,主动与兄弟学校老师进行教学交流。有一次我听了封礼珍老师的课,她生动的教学语言和娴熟的技巧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使我感到课堂教学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为了上好课,教师不仅要有爱,更要有较高的专业水平。于是,我萌发了要好好向优秀老师学习教学方法,使自己在专业上要有所发展、有所提高的愿望与行动。
一声春雷,粉碎了“四人帮”,全国人民获得了第二次解放,教育园地迎来了又一个“春天”。那时,我的母校大同中学成为上钢三厂五七中学,我工作的三厂子弟学校却要停办,大部分教师都安排回厂工作。回厂,还能享受工人和干部的奖金,那时厂部为了留住我,表彰我为全厂干部的榜样,并给我特等奖金,希望我回厂。而母校老师希望我回“大同”继续当教师,但每月要丧失43角奖金,只有41元“赤膊工资”,这就需要我自己做出抉择。而此时,我已深深地爱上了教师这个职业,于是义无反顾地选择回“大同”当中学教师。当时,由于“文革”刚刚结束,教育领域还是重灾区。许多学校教学秩序混乱,教学质量低下,大同中学也不例外。以我任教初二的两个班为例,一次摸底测验,一个班平均成绩是36.4分,另一个班平均成绩是43.2(满分是100),在全年级16个班级中是倒数第二和第四。由于“读书无用论”的流毒还没有肃清,很多学生不想念书,也有不少同学对学好数学几乎丧失了信心。没有信心,哪来的积极性!面对这样的班级,我和老师们都憋着一股劲,想方设法要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尽快夺回来。我认为首先要深入细致地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教育他们要为实现国家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学习,鼓励他们克服困难,树立学好功课的信心。于是,那时候我起早摸黑,拼命工作。我一方面,挨家挨户进行家访,了解学生的思想和兴趣爱好,寻找教育的突破口,并争取家长的配合与支持;另一方面,走访小学老师(当时七年级下放到小学),了解学生的学习基础,通过调查分析,我决定调整教学进度,安排二个月左右时间复习旧课,不授新课,采用自编讲义复习,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做好中小学教学的衔接。在复习旧知识的同时,把力气更多地放在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上,帮助学生树立信心,同时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对基础特别差的学生,更要鼓励他们树立学好功课的信心,给与他们更多的关心。在所有的学生对学好功课有了信心后,再着力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不仅弥补了学生在知识上的缺陷,夯实了基础,而且基本上使学生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为以后的教学奠定了基础。结果,一学期下来,不但完成了原定教学进度,而且学生的考试成绩有了明显的提高。在期末考试中,无论是平均成绩,还是及格率都上升到全年级16个班的前列。
当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调动起来后,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不少同学整天钻在功课里,每天晚上熬到十一、二点钟还不罢休,有人甚至说:“睡觉是浪费”。面对这种忽视健康的倾向,我想:虽然我只是一个数学老师,但是我不能只给学生讲数学,更要关心他们的思想和生活。于是,我在晚上挨家挨户访问做思想工作,劝说学生早点休息,并现身说法和学生谈健康的重要性。也因此被许多家长誉为“不是班主任的班主任”。
但是,我感到要根本解决学生的“熬夜学习”的问题,关键是“向45分钟要质量”,就需要对如何改进教学方法、提高课堂教学质量进行研究。为此,我经常向校内有经验的老师学习,向校外名师请教。记得有一次为了上好一节试验课,我跑了很多路,到华东师大余元希教授家中向他请教。余教授对我把教材进行处理、大胆进行创新的做法颇为欣赏,并对这节课教学的一些细节问题作了指导,使我受益匪浅。当课堂教学效率提高以后,一部分学生有了主动学习的时间,我在课外组织了数学兴趣小组,结果这批学生在数学学习中冒了尖,当年参加区数学竞赛,全区23名优胜者中,我校就有11(大多是这两个班的学生)
在一年半多的时间里,由于我在教学中注意对学生全面关心、全面负责,在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与培养尖子学生等方面都做出了比较显著的成绩,19788月,我被当时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晋升为“中学特级教师”。此前,我根本没有想到过要评特级教师,只想当一名好教师,像我的老师那样把学生培养成材。再说评特级教师,校长在大会上提了一下,但也没有任何迹象让人觉得正在评定特级教师,只有几批老师来听过我的课,开过几次学生座谈会。不久接到市里通知,让我去开会。原来是市委第一书记彭冲同志、市委书记夏征农同志及其他市委领导要接见教师代表。这时我还不知道,我已被内定为“特级教师”。过了几天,市里隆重举行大会,在全市中小学晋升17位教师为“上海市特级教师”,我也是其中之一。会上我走上主席台从市委领导手中接过了特级教师证书,心情非常激动。会后区委文教书记和区教育局长用车亲自送我回家。此时,大同中学的领导和老师们正敲锣打鼓把大红喜报贴在我家的门口,轰动了整条弄堂。此时的我完全沉浸在喜悦之中,一方面为国家和整个社会如此重视教育,尊重教师感到扬眉吐气,感到当一名人民教师无尚光荣;另一方面实在想不通,那么多前辈,那么多优秀教师没有获得这个殊荣,而只当了16年教师的我,又那么年轻,怎么能评为特级教师?当时只知道在中小学评定特级教师是党中央、邓小平同志的决策,直到不久,我们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我才找到了答案。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中来,而当时的中国,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人才严重匮乏,百废待兴。要实现四个现代化,首先是科学与教育的振兴。党中央把希望寄托在教师身上,更把希望寄托于我们青年一代,我认识到自己是作为千百万青年教师的代表,承受历史的重任。就在三中全会闭幕之日,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我对教师这个职业有了新的认识。认识到教育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立志要为党的教育事业贡献一生。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的教师生涯的转折点,改变了我的命运,它给我注入了新的活力。入党后,我时刻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在教学改革中总是冲在最前面。那段时间,我先后任教四个班,不仅成绩在全区名列前茅,而且不少尖子学生在全市或全国数学竞赛中获奖。其中张浩同学还代表我国中学生首次参加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并获得金牌。在老师们的支持下,我先后在中小学衔接、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培养尖子学生等方面做出了显著的成绩。1989年我被国家教委、国家人事部和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评为“全国优秀教师”。
在评为特级教师后的三十年里,我牢牢地记住了党和人民的重托,默默地耕耘在教育的园地上,所取得的成绩离不开各级领导的悉心培养和专家的引领关心。记得当时的市教育局局长杭苇同志曾亲自带队来校听我的课,总结我的教学经验。一段时间市教育局教学处陆善涛处长与华东师大、上海师大和上海教育学院的专家以及中学教育前辈深入课堂,对我课堂教学的一些经验进行分析提炼,并及时发扬我大同中学数学教研组学习我的经验的做法,号召各校都来总结教学经验,努力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华东师大余元希教授还在《上海教育》杂志上撰文《从周继光同志的教学经验谈起》,对我的教学经验作了充分的肯定。上海师大的张元书、教育学院陈朝龙两位教授亲自为我的一堂公开课《三角形中位线》评点,后来该课制作成录像片作为师范大学的教学资料。
此外,在我的教学生涯中,苏步青、赵宪初、余元希、唐秀颖、黄松年等著名教育家、名师,以及夏征农、殷一璀、赵启正等领导同志都对我有过多次帮助和支持。1984年,在杭苇、潘文铮、翁曙冠三位局长的帮助下,39岁的我终于获得上大学读本科的机会。上海师范大学的一批教授和老师帮助我运用学到的教育学知识,从理论的高度去分析自己的教学实践,使我撰写的毕业论文《在数学课堂教学中建立学生思维活动的空间的尝试》一文获得了上海哲学和社会科学优秀学术成果奖,被全国中小学数学教学研究会评为优秀教学论文。
多年来,市教委教研室领导给我在校外提供了许多学习和实践的机会,如让我到新疆、广东等地讲学,参加全国数学教学大纲的制定,并让我先后八次参加本市中考命题或审题工作,使我进一步增长了才干。
虽然校外专家的引领、社会工作的锻炼对我的成长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仍然觉得培养我成长的基地仍在学校,在教研组,课堂还是我眷恋的舞台。
最不能使我忘怀的是我的恩师姚善源先生。我的数学教学思想的形成和专业的发展离不开他的点拨、引导和呵护,姚老师如今已85岁高龄,从教60年。他是原一级教师(相当于特级教师)。在我被评为特级教师前后三年间,每天都有外省市教师前来听我的课,他是教导主任,却默默无闻地帮我搬凳子、倒茶水,招待听课老师,主持评议会。我每次上公开课,他一字一句地帮我修改教案,他的人品和学识远远高过我,他不记名利,提携青年,甘为人梯。在上海像姚善源这样的老师还有不少,都应该评为特级教师,他的人格精神值得我终身学习。
回首我的教师生涯,主要是当教师和教研员(涉及小学、初中、高中的每个年级),还当过校长,也曾受聘于原南市区党校和上海市警备区,为干部的成人教育出过力。十五年前我曾在浦东个人承办“光远实验学校”,对教育体制、机制的改革作过有益的探索。近三十年来,我还围绕“如何减轻学生负担,提高课堂教学效率”这一课题,潜心编著数套初中数学教辅读物,如《数学测试与评析》、《数学学习与导引》、《数学精练与博览》等,对初中数学教学如何贯彻素质教育发挥了积极作用,受到师生的广泛欢迎和好评。
过去的几十年,我从来没有止步不前,我为自己能年年在自己心爱的教育园地里留下清昕的脚印而感到欣慰。2005年退休后,我要为教育再做点事的愿望更加强烈,我觉得我有责任继续为上海基础教育的发展出力。所以我在2002年建立了自己的工作室,目的是为教育多做一点事,把我的教育生涯的句号画好。在这几年中,我自筹经费,分别举办了“初中数学教师讲习班”、“小学数学教师讲习班”,为近百位青年教师专业发展提供学习与交流的平台。还先后在各种媒体上撰写文章,如《统考统测何时休》、《考试风暴引发教学失控》、《如何破解减负难题》、《让奥数教育回归理性》等,表达自己对教育热点问题的看法和建议。目前还受聘于市东中学、兴业中学、德州中学。为这些学校指导青年教师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提供咨询,继续为上海教育出版社编写教学辅导读物。
虽然有时干得很累,但心里很愉快,我为自己还能为心中的那片热土施肥、培土而感到十分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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