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逊志时敏 “治院”与“治学”并进 ——访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院长孙逊教授



 

 

逊志时敏 “治院”与“治学”并进
    ——访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院长孙逊教授
谭燚
 
在上海师大,人们戏称人文与传播学院是学校的“航空母舰”,而这艘航空母舰的舰长则是国内外著名的学者孙逊先生。十几年来,人文与传播学院在孙逊先生的领导下,一年一个台阶,一步一个脚印,发展到今天,已成为一所拥有众多学科高度和雄厚学术实力的二级学院。诸多成功和赞誉背后的孙先生,依然一如既往地默默地在“治院”和“治学”之路上忙碌着。
在一个明媚的下午,我走进孙先生的院长办公室,有幸跟他做了一次近距离的长谈。
双重身份的定位
我进门时,孙院长刚刚在办公桌旁处理完事情。他身材高大稳健,但是却没有凌人的感觉,因为他脸上始终带着谦和的微笑,使他显得非常平易近人。当我称他院长,并说到他的学者、院长和名师的多重身份时,他笑了。他说:“我只是一名老师,同时现在还担任人文学院的院长,算是双重身份吧!”他娓娓道来:“作为我的整个人生的自我定位,我首先是一名老师,然后才是一个院长。因为老师是一个永恒的职业,是终身的定位,而院长只是短时期的职位而已,是客观的需要把我推上了这个位置,而且我以后肯定也会从这个位置上退下来。但是,在我的任职期间,我的自我定位就调整为:我首先是个院长,即首先要把院长的工作做好,然后才是一个老师。”
他进而说明,这两个定位其实并不矛盾。因为整个人生的自我定位首先是个教师,所以他并不看重院长这个职位,也不需要去费心去保住这个位置,所以心里坦然;又因为在院长任期内的自我定位首先是院长,所以工作投入到位,决策符合院情。从当初的磨合期,到今天的发展期,学院已经形成了良性发展的局面。
随后,他侃侃而谈。作为一个院长,首先要把学院的工作作为第一要义,使学院有序良好地发展。其次,真正投入时间与精力,保证首先把院里的各项工作做好;再次,在考虑学院的工作时要从大局出发,考虑学院整体的需要和发展,而不能首先考虑个人和自己所属学科的发展。他认为,这三点是自己作为一个院长首先考虑的。
对于自己的院长工作,他有一个形象的说法,叫“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即一手抓学科,一手抓创收,两手都要硬。学科发展好了,学院才有众多的岗位,才能形成一个高层次的学术规模;创收则关系到学院的民生利益,只有老师们对待遇满意了,才能舒心工作,才能在各人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做好自己的学问。气顺了,各项工作就能齐心协力了,那么整个学院的运转就很顺利了。
在孙先生的定位里,长期定位和短期定位是二位一体,相得益彰的。其实他除了要做好院长,同时也在努力做好一个老师。在这方面,他可谓既兼顾,又兼美。
传道授业的欣慰
“但是,我的人生定位首先是老师,而不是院长。” 孙教授又一次强调;“我喜欢和学生在一起,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这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教学相长,我把培养学生看成延续自己学术生命的一个重要环节,他们是我的事业和生命的延续。培养一个好学生,是一件很令人高兴、很令人有成就感的事情。”
所以他将培养学生看作自己终身最重要的事业,在传道授业的道路上走得既无悔又欣慰。接着,孙教授一一谈起自己的得意弟子:“我的学生中不乏可塑性强、成就比较大的学生。”例如潘建国,孙教授称他是上师大的“家生子”,也可以说是他精心打造的一个比较成功的学生。他的本科和硕士、博士都是在上海师大读的,本着转师多益的想法,为了让他吸纳不同的学术素养和空气,能够更好地发展,孙教授将他先送进复旦,师从章培恒先生做博士后。鉴于他一直接受的是南方的学术熏陶,所以又介绍他到北方,师从袁行霈先生做博士后,现在留在北大任教了。还有一位博士宋莉华,他推荐她去北师大做博士后,然后鼓励她到英国牛津大学做访问学者。这种多方游学,使她接触到了新鲜的学术资料,开启了新的学术视野,她很快寻找到了一个很有价值的题目,即有关传教士与中国小说的关系的课题。另外一个可塑性较强的学生是孙轶,本硕都是在上师大读的,孙教授鼓励他考北大,师从陈平原、夏晓虹夫妇读博士。他做的论文是《近代西文出版与中国古典文学的跨文化传播》,导师和北大比较文学研究所的孟华教授都很赏识他。
这三个是可塑性比较强的年轻学生的例子,另外他的学生有一些本身起点就很高。例如浙江师大的校长梅新林,南通大学的副校长周建忠,辽宁师大的教授王立,他们的成就都很大,有一年,他们师徒四人同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
教授对学生既要求严格,又精心指导,因材施教,多方鼓励。他采用“还书”式上课方式,就是老师规定一个读书范围,然后学生读书作准备,到上课时一起讨论,主要是学生讲,然后他加以点评,挖掘他们观点中的闪光点,然后帮助他们深入拓展下去。他认为这样做有以下好处:一是强调学生读原著,看一手资料,然后在此基础加以思考归纳。二是可以促使学生了解各个领域的研究现状,并且集各家观点,概括提升出自己的看法。三是通过相互探讨,能够互相激发,使一些闪光点逐渐成型,成为作业论文或日后学位论文的题目。许多学生的作业论文或学位论文的题目都是这样来的。此外,他经常把自己的课题的一部分拿出来指导学生去做,锻炼学生进行独立科研的能力。例如他的“中国古代文学双城书系”,是属于都市文化研究的一个系列课题,分别梳理了唐前和唐代、宋代、明代、清代等各朝代的文学中的双城现象。他的学生蒋朝军是扬州人,孙教授就让他做了《古代小说视野中的扬州与苏州》。学生赵真做的《亚东图书馆与中国古代小说的现代传播》,也属于他课题中的一部分。这样学生既得到了系统的学术训练,又完成了学位论文,而且加快了他的课题进展速度。
说到这里,他又颇为自豪地说起,学校总共有七人获得上海市优秀博士论文,他的学生占了三个。有潘建国的《中国古代小说书目研究》,这是一本颇见功力的论著;梅新林的《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研究》,他提出了一个“文学地理”的新概念;赵红娟的《董说研究》,她发现了许多前人没有发现的新资料。另外由上海市专家组织审定的博士文库中也有他三个博士生的论文被收入,其中有葛永海的《中国古代小说与城市》,梅新林的《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研究》和颜湘君的《中国古代小说服饰描写艺术研究》。他认为,他们的论文之所以优秀,选题好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他如数家珍地说着,更多的是在说他的学生,以前的,现在的,哪些学生以文献功力见长,哪些学生以文章视角新颖取胜,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各个学生不同的特点,以及他们的努力和成绩……。自豪欣慰之情溢于言表。这让我想起我接触过的他的学生,也是同样自豪地对自己的老师赞不绝口,老师的儒雅风度,老师的学者风范,老师的谨严治学,老师对学生论文的详尽修改,老师的耐心指导和鼓励,生活中老师和师母的嘘寒问暖,带学生去追寻历史古迹时父母般的呵护……。学生的话无疑是折射老师的一面镜子。我逐渐理解了孙教授说的“他们是我的事业和学术生命的延续”。在这里,师生的血脉相融了。
在孙教授这里,老师已经不单纯是一种职业,也不仅是一种甘做人梯的精神,而是一种学术的薪火相传,个体学术生命与集体学术生命的融合与传承。
治学之路的蓝图
略微了解孙逊教授的人都知道,几十年来他是一直不停地“写”过来的。他从小喜欢写作,甚至在读小学时就开始做作家梦。从中学到大学,他一直在不停地写,写散文,写诗歌,甚至尝试过写大型历史剧《苏武牧羊》。他是文革之前的最后一批大学生,一九六五年,二十二岁的他英姿勃发地从江苏师院中文系毕业分配到上海师范大学任教,他依然在作家梦的指引下不停地探索着,而且很快就有多篇文章先后在北京上海等地报纸上发表。
  由于他头脑睿智,笔头又快,所以他从大学时就开始在《光明日报》上发文章。到上海后,《文汇报》记者感觉他的文章颇有见地,就由他的投稿变为亲自上门约稿。由于他的笔头既快且好,后来他还曾被借调到《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工作过。因为他写过许多关于《红楼梦》的评论文章,所以一九七五年他被国务院借调到文化部,在北京参与《红楼梦》的校订注释工作。这期间,他接触了现存的《红楼梦》的各种脂本以及“红学”“曹学”的大量资料。回上海后,他以特有的学术敏感和坚韧的毅力,开始了处女作的撰写工作。他写的很艰苦,一个人蜗居在陋室,通宵达旦地写。辛勤的劳动换来了硕果,一九八一年,《红楼梦脂评初探》一炮打响,论著因为开拓了“红学”研究的新领域,被评为上海市高校文科科研二等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
从此,他就一头扎进了古代小说这个研究领域。他以《红楼梦》作为根据地,其学术足迹向纵深处不断迈进。他在出版了一系列涉及《红楼梦》的专著后,他很快发现若没有新的可靠的文献资料,《红楼梦》研究的学术空间已经比较狭小,于是他开始将目光转移、扩展到其他领域。鉴于《红楼梦》与《金瓶梅》两书存在特殊渊源关系,他将目光投至《金瓶梅》,于是又有了第二部专著《〈红楼梦〉与〈金瓶梅〉》;同样,给《红楼梦》巨大影响的还有《西厢记》杂剧,经过相当时间的准备,他又撰写《董西厢与王西厢》一书;再往后,他的视野扩展到其它小说,完成了《明清小说论稿》一书。此外,在大量阅读小说原著的过程中,他发现古代小说评点是一个有待发掘的宝藏,而且他本来就有文学理论的功底,所以又有了《中国古典小说美学资料汇粹》等一系列著作的相继问世。这期间,他曾一度关注过《海上魂》、《海外扶余》等名不见经传的稿本小说,并将其首次整理出版。在他又一次体会到了与《红楼梦》研究同样的感觉之后,大约自1993年开始,他又开始由小说转到文化上,他首先关注了文化中很重要的宗教,将精力转到了“中国古代小说与宗教”课题,集中探究佛教、道教以及民间宗教对古代小说之题材、结构、思想及语言等方面的影响,出版了《中国古代小说与宗教》一书。
当然,他的学术之路远远不止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在古代小说研究的疆土上继续拓展。近年来他开始对域外汉文小说产生了兴趣,展开了对东亚汉文小说的整理与研究,并准备出版一套庞大的“海外汉文小说大系”系列丛书;此外,他还是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的主持人,展开了对都市文化的研究和它作为独立学科的理论建设,准备出关于都市文化的三套系列的丛书。
  孙教授对自己以后的研究工作有三个很庞大的计划,也就是他现在手头上一直在做的三个重大课题。第一个课题是东亚汉文小说研究系列,他策划了一套“海外汉文小说大系”,包括《韩国汉文小说集成》、《越南汉文小说集成》、《日本汉文小说集成》和《西方传教士汉文小说集成》,除了整理出版原始文本,还要配上相应的研究论著,包括《韩国汉文小说研究》、《越南汉文小说研究》、《日本汉文小说研究》以及《西方传教士汉文小说研究》。今年计划把“越南汉文小说”这一系列付诸出版发行。这一系列丛书将为中国古代小说和东亚文学的研究者开拓出一片新的研究领域。
第二个课题是配合都市文化学科建设而准备出的系列丛书,包括一套原理:《都市文化原理》或《都市文化导论》;两套读本:《中国古代城市读本》和《外国城市读本》;两套译丛:《国外都市文化译丛》和《城市和社会译丛》。
第三个课题是已经做了将近十年的《古本小说词语汇释》,这套书有如下特点:一为资料的原创性,从五百多种古本小说中收录词条例句,大大超过了陆澹安先生的《小说词语汇释》(此书只从三十五种小说中收集而来);二是强调版本,因为版本流传中有变化,力求追溯词语的文献渊源。此书完成后,可以补充《汉语大词典》之不足,尤其是在小说词语上作了更翔实的补充。现在这一课题快要完成了,争取尽快付诸出版。
先生的治学,既有纵向的深入挖掘,又有横向的大开大阖,无论从深度,还是从广度上讲,都可以说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他选择了一个高起点,而且一路不停地向着更远的前方迈进着。
治学之外的乐趣
当被问及除了做学问和做好领导工作外,生活里还有什么业余爱好时,孙教授又笑了,说空余时间喜欢玩玩文物,包括字画、玉器、瓷器等。但是实际上孙教授可远远不止玩玩的水平,他从十多年前就开始关注各种文物,玉器、字画、瓷器、紫砂壶、印章等,他已经玩出了相当的学问。他曾经应出版社之约,主编了一套“民间收藏丛书”,一套共八种,并为其中的《玉器收藏》撰写了数万字。他现在仍然一有机会就会去看展览和拍卖会,自己家里则主要收藏了一些文人字画,如纳兰性德、袁枚、沈三白等人的字画。此外,他年轻的时候曾经自学拉二胡,自己摸索学习,坚持不懈,最后居然能拉《空中鸟语》这样高难度的曲子。后来他无师自通玩起小提琴和吉他,在大学时参加文工团的演出,可以上台为大合唱伴奏。他但凡涉入一个领域,必坚持不懈,直到最后。他在上海师大一待就是四十多年,这也可见他的执著精神。
教授是这样一个人,做老师,做领导;做学问,做人;每个方面都在执著地追求一种境界,这些都构成了孙教授独特的人格魅力,也构成了孙教授人生境界的高度。
采访结束时,久闻孙教授的书法颇好,我就请孙教授留言。他略一思索,说:“那就写我的座右铭吧!”他写下了“逊志时敏”四个字,并给我解释,这是出自《尚书·说命下》:“惟学逊志,务时敏,厥修乃来”。意思是:谦虚好学,时自奋勉,学问就会像泉水源源而来。字迹苍劲有力,几乎没有虚笔,像他的稳健而雍容的体魄,也像他走过的坚实而丰硕的岁月。

发布者: 网站 管理员
发布日期: 2014/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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