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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耘一甲子 佳著存风范——朱雯传(节选)



 

耕耘一甲子  佳著存风范——朱雯传(节选)

 

 

朱雯(1911-1994),上海市人。字皇闻,笔名王坟、蒙夫、司马圣等。著名翻译家、作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中共党员、中国民主同盟成员。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文学院文学系,曾任江苏省立松江中学、广西省立桂林高级中学教员,上海法学院教授;历任上海财经学院、上海震旦大学文学院、上海师范学院教授,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兼文学研究所所长;曾任全国高等学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比较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动乱的一年》、短篇小说集《逾越节》、《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散文集《百花洲畔》、《烽鼓集》等。主要译著有雷马克《凯旋门》、《流亡曲》、《里斯本之夜》、《西线无战事》,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彼得大帝》等。主要编著有《中国短篇小说选》、《中国文人日记钞》、《外国文学精解》、《外国文学新编》等。

 

作为一位著名的翻译家、作家,他从1928年开始踏上文坛,一生共发表作品170多万字、翻译作品500多万字。他以斐然的文采、忠实的笔调,翻译了阿· 托尔斯泰和雷马克的大量优秀作品,深受好评,甚至连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时也把他的中译本作为礼物送给苏联领导人。

作为一位长期执教在第一线的教师、国内著名外国文学研究专家,他兢兢业业,诲人不倦,不仅教书育人,还编著了各类教材一二十种。如今他的不少学生已成为国内外著名的专家、学者,可谓是桃李满天下,遍地结硕果。

他,就是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原文学研究所所长、硕士生导师,全国高等学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副会长、上海比较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朱雯。

一、蛰居云间,懵懂少年初学洋文

1911821,朱雯出生在松江县小昆山镇的一个地主家庭。1920年,朱雯和父母及一部分家人离开小昆山镇迁到松江镇上居住,朱雯进了松江白龙潭小学读书。

朱雯学英语是从高小年级开始的,那时他虚龄十二岁。朱雯这样回忆他最初学习英语的经历:

老师姓周,人又瘦又高,常年戴一副墨镜。每次上课,他总是把生词抄在黑板上,先来个范读,随后手执教鞭,在学生课桌中间巡回,他范读一遍,我们就跟读一遍。有时有人把字音念错了,他便用教鞭在学生的课桌上拍打几下,责令大家纠正,一遍又一遍。学生们最喜欢听他念“How do you do?”因为念的时候老师的劲头挺大,声音特响,表情最足,教鞭在空中挥舞了一下,于是学生们就跟着他念“好……多……多?”我们初学英语,也说不上有什么兴趣,只觉得十分新鲜,而且又非常害怕,特别是老师戴的那副墨镜,叫大家捉摸不透他到底在瞅着哪一个方向,所以上课时不大敢做小动作,考试时也不大敢作弊,这一年总算打下了一个说不上是好还是坏的基础。

1923年夏天,高小毕业的朱雯被父亲郑重其事地从家乡带到上海报考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的附属中学。父亲的目的是想让朱雯将来进入南洋公学,毕业后可以“吃铁路饭”。然而朱雯却因英语不过关而“名落孙山”。后来朱雯考取了家乡的一所省立中学,即江苏省立第三中学(今松江二中)。

尽管父亲对朱雯初试落第大为失望,但对儿子的前途还是十分关切。正好他一个朋友的儿子在苏州东吴大学念书,从那位朋友处得知东吴大学是一所教会学校,这自然使他砰然心动。他不顾当时的朱雯连自己的日常生活料理都有些困难,于1924年春节过后让朱雯转学至东吴大学的附中读书。年仅14岁的朱雯带着父亲的期盼走出了松江,他的视野豁然开阔了。

二、求学东吴,勤奋学子幸遇名师

在东吴大学附中,朱雯遇到了让他毕生难忘的老师——吴献书。吴献书是英语语法专家,也是翻译界老前辈,著有《英文文法作文合编》、《英语正误详解》、《英语正误练习册》,译有柏拉图的《理想国》等名著。这样一位国内知名学者,教起高中英文却丝毫不懈怠。日后,朱雯不止一次地回忆这位令他敬仰的老师:

吴献书先生是我高三时候的英语老师。他鼻架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远远望去只见茶色镜片上两个极小的圆圈,估计他的近视不会在一千度以下,能见度不会在两公尺以上。他口操不挺纯粹的吴侬方言,可是他朗读课文,发音却是那么准确;讲解课文,表达又是那么清晰。他待人处事非常谦和,但对学生要求却是非常严格,而学生对他都十分敬爱,明知他高度近视,能见度很低,可是在听课时候没人会开小差,考试时候没人敢于作弊,或者更确切地说,没有人愿意作弊。

吴献书先生谆谆善诱、诲人不倦的教学态度与工作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朱雯。更重要的是,朱雯萌发了日后从事文学翻译工作的心愿。

1928年夏,朱雯由附中毕业升入大学文学院。当时东吴大学系科不多,专业分得也不细,朱雯从小爱好文学,因此他选择了文学系。

如果说吴献书老师是朱雯在翻译上的启蒙者,那么文学教授苏雪林则是朱雯踏上文学创作道路的引路人。苏雪林,本名苏梅,字雪林,笔名绿漪,曾留学法国,她在当时已出版了学术著作《李义山恋爱事迹考》、短篇小说《绿天》、长篇小说《棘心》、散文集《蠹鱼生活》等等,深受读者欢迎,也得到学术界、文艺界的称誉。也许是说话乡音太重之故,苏雪林上课讲得很少,写得很多,她用清秀的字迹几乎把整堂课的内容都写在黑板上。在苏雪林的教育和启发下,朱雯对词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从朱彝尊编的《词综》、张惠言编的《词选》一直读到其他一些词人的专集,自己还学着填了诸如《春怨》、《春闺》、《桃源忆故人》的词发表在1929年的《东吴年刊》上,尽管他自嘲“初学填词,律多不协,而意又佻薄如此,可嗤也”,然而对古典诗词戏曲的爱好为朱雯今后的创作和翻译打下了扎实的文字基础。

还值得一提的是沈从文这位课外的老师,沈从文可以说是朱雯文学道路上一个热心的引路人。朱雯在回顾自己走过的文学道路时说:

沈从文是我当时最喜爱的一位作家,我当时经常向他请教,在给我的许多长信中,他总是不厌其烦地指点我怎样写作,怎样生活。在我的文学道路上,他是第一个热心的引路人;在我的生活中,他永远是一位真正的良师益友。他当年住在上海,健康状况很差,可是为了生活,不得不一边流着鼻血,一边埋头写作。可以想象,为了指导一个后学的青年,他也是一边流着鼻血,一边给我写那一封封长信的……

从附中到大学,在东吴大学这所教会学校里的八年对朱雯影响是巨大的,尤其是吴献书、苏雪林等老师对他的点拨更是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在这段“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里,他的思想在不断成熟,文学素养在不断扎实和提高。由于种种原因,朱雯和苏雪林、沈从文等人几十年未通音讯,但重情谊的他对老师的高谊厚爱没齿难忘,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和感激他们。所以,当古稀之年的朱雯终于联系上苏雪林、沈从文时,信中对老师的尊敬依然如同当年。

三、一波三折,文学青年小露锋芒

1929年秋季开学后不久,朱雯和陶亢德、邵宗汉创办了白华文艺研究社,并于1111出版《白华》文艺旬刊。刊物虽小,但不少作家给予他们大力支持。《白华》文艺旬刊只出了八期,至1930121终刊,但对于朱雯来说,这是他文学生涯中编辑的第一份刊物,有着深刻的纪念意义,更重要的是,他由此认识了许多文艺界的朋友,并从他们身上学到不少东西。他和赵景深的友谊就是从那时开始的,赵景深集中翻译契诃夫的作品,让朱雯大受启发,日后朱雯在回忆这段经历时曾说:“他这样集中翻译一位作家的做法,我认为是可取的。因为这样的做法会对这位作家的作品理解得更全面、更透彻。我一生主要翻译德国雷马克和苏联阿·托尔斯泰的作品,不能不说是受了赵景深先生的启示。”

早在1928年暑假,朱雯心中就升腾起要创作的欲望,他开始写小说《两行列》,他想以“适当的结构,深刻的笔画,描出这一时代的人物,这一时代的人物的心理”。然而当写完这篇小说后,他把自己内心深处的消沉、苦闷、悲观归结为“无聊”。幸而不久,他又重新激起创作的欲望,于是他把人生的追求、幻灭的悲哀、动摇的心理融合在一篇名为《在山后》的小说里。之后,他又陆续写了《现代作家》、《雨的山前》等短篇小说。这些小说描写的都是平凡的事件,塑造的都是普通的具有普遍性的人物,富有敏锐观察力的朱雯自幼熟稔于乡土生活,如今当他描写乡村人物时,他的思想和人格似乎与他们同化了。因此深得苏雪林的赞赏:“他的文字能够保持他创作纯洁精神和自由活动”,“不学现代作家迎合青年心理”,也“不将文艺当作宣传主义的工具”,只“以他特有的单纯朴实的笔调,去描写乡村或所谓下层社会的生活”,“完全是中国人的笔调,但又有一种新鲜的风味”。

朱雯开始尝试着翻译:1929416出版的《真美善》杂志上刊出了译自丁尼生的《诗人之歌》;616出版的《真美善》上刊出了译自高尔基的《回忆柴霍甫》;916出版的《真美善》上刊出了译自高尔基的《回忆安特列夫》。同年7月,短篇小说集《现代作家》也由真美善书店出版。

可以说,朱雯最初走上文坛,与真美善书店也有着直接联系。

真美善书店的老板是曾朴父子,出版并主编《真美善》月刊。曾朴笔名东亚病夫,是长篇小说《孽海花》的作者。而他的儿子曾虚白当时也已翻译出版了托马斯·卡莱尔的《英雄与英雄崇拜》、桑顿·魏尔德的《断桥》等名著。曾朴父子对朱雯这样的文学青年给予了多方面的扶持,朱雯对此十分感激:“他们不是学校里的教师,但却起了跟教师同样的、甚至比教师更大的指引和教导的作用。”

在曾朴父子的鼓励下,朱雯决定把《两行列》、《在山后》、《现代作家》、《雨的山前》等短篇小说结集出版,并定名为《现代作家》。然后好事多磨,在书付印半个月后,朱雯突然接到曾虚白来信,告知印刷所遭火灾,书稿被焚。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令朱雯惊呆了,他一蹶不振,沉浸在失望和伤心之中,甚至想放弃文艺。这时,曾虚白又给了他振作的勇气:

……人生本来是一条崎岖的大道,这上面凹的凸的凡教你跌跤的陷阱,是到处密布着!若说你跌了一交,就要说这条道儿不好,我要改路走了,王坟兄啊,请你回头看看背后一路踏来的浅深脚印,一个个是嘶喘着,汗涔涔,努力的残迹,你就肯这样决绝吗?你能对得住自己的这条脚印吗?……

曾虚白的这封信让朱雯走出了迷蒙的境地。在《现代作家》的后记中,朱雯除了真切地感谢曾虚白及其他友人的鼓励、苏雪林重新抄写序文之外,他还真切地写道:

我决意做一个战士!第一次的战绩,便是这册书的出版。我不管这书出版后的批评是什样,我又不管一切又将什样,但在主观的立场上,我总承认这册书是我初次的战绩,是我初次宣战的成功!

 19297月,署名“王坟”的短篇小说集《现代作家》终于出版,这是朱雯出版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朱雯开始在文坛上崭露头角。

四、国难当头,热血义士渴求光明

 “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群情激愤,全国青年纷纷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抗击日寇。青年时代的朱雯和他的同学们以毕业班的名义邀请上海左联外围组织大道剧社来苏州作了两天的抗日宣传演出,参加演出的有郑君里、周伯勋等等,阵容堂堂,情绪热烈,在古老的苏州引起不小的轰动。于是朱雯他们乘机把东吴剧社进行一番改组,大家公推朱雯主持剧社,并由他主编出版刊物《东吴戏剧》。不久,他们又与上海市大学生联合会取得联系,约定一起去南京参加请愿示威。1931年的一个冬夜,东吴大学里响起了“当——当——”的钟声,参加请愿的学生紧急集合,朱雯也在其中,学生们列队向车站进发,待到上车已是凌晨一点。

淞沪战役结束,沪宁铁路由于战争而中断,朱雯不能再去苏州,得到校方同意后,他借读于上海国立暨南大学,以取得大学最后几个学分的成绩。

193259,朱雯和罗洪这两个文学青年在上海结婚。前来祝贺的文艺界朋友,除了施蛰存和穆时英外,还有巴金、赵景深等,沈从文去了青岛未能参加,专诚发来一封热情洋溢、诙谐风趣的贺信。婚后,两人在当时法租界(即现在的复兴西路)的一条里弄安了家,租的是二层楼的前楼,屋子很宽敞,他们实现了在一起读书一起写作的梦想。

由于朱雯在暨南大学的课不多,所以他应洪深之邀为《晨报》副刊主编《每日电影》版面写文稿。朱雯写的第一篇影评是193279发表于《晨报·每日电影》的《欧战外史》。朱雯以“蒙夫”、“MONV”等笔名在《晨报·每日电影》发表了一系列电影理论文章,如《电影中的教育》、《中国电影的动向》、《电影题材商榷》、《战争电影论》、《电影的诞生》、《帝国主义的铁蹄下的中国电影市场》等,编者为此还在“自剖”中写道:“这两天中,我们介绍了好几篇理论上的贡献,我们很相信,这是中国电影界所不能不注意到的一些礼物。”的确,朱雯在这些电影理论文章里,融入了一个进步青年对电影与社会现实的思考,他很清醒,电影并不是太平盛世的娱乐工具,它同样可以作为一种教育手段来为社会服务。

国难当头,目睹“九·一八”以后的动荡现实,朱雯那颗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极其不平静。于是,朱雯开始撰写长篇小说《动乱一年》。

《动乱一年》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占领东北,到19321月日军在上海吴淞口登陆那段时期的上海为背景,以写实的笔调集中刻画了主人公李三得的形象。朱雯在小说中以李三得的人生遭遇来转换时空:九一八事件、爱国学生的救亡运动、上海工人罢工斗争、南京抗日请愿大示威、一二八淞沪抗战,等等,从而及时并真实地展现了当时中国动荡的社会现实,同时也反映了劳苦大众在艰难历程中逐渐萌发的反抗意识和推翻这个不公平社会的深沉愿望。小说及时描写了抗日斗争的重大题材,对促进民众的奋起投身抗日、推动抗日斗争的全面展开,无疑起到积极作用。19335月,上海三三书店出版了该书。

写完《动乱一年》,夏天已经过去,朱雯也已大学毕业。那时毕业往往等于失业,而在上海找一份能维持生计的工作谈何容易!正好江苏省立松江中学在物色国文教员,朱雯辗转托人,并凭着在大学里发表了大量文章和出版过集子的资历,终于谋到这份差事,于是朱雯接过生平第一张聘书,开始了人生中从未改变过的教师生活。

1932年秋季学期开始,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朱雯一直都在江苏省立松江中学教书,主要教中国语文,兼教高三的外国文学史。日子很平静,朱雯在教书之余也进行一些文艺创作,同时和施蛰存、沈联璧、徐震、王起、陆维钊编注了一套十二册高初中语文教科书,总名为《当代国文》。

抗日战争结束了朱雯在松江平静的教书生活。1937816,也就是八·一三事变后的第三天,日军在松江投下了第一颗炸弹,静谧的小城遭遇了从未有过的灾难而骚动起来,街上到处是逃难的人群。朱雯和罗洪只带了些替换衣服和日常用品,带着年幼的孩子逃离松江,开始了颠簸的长途跋涉。松江遭到了轰炸,朱雯最珍爱的四个大书橱的图书、书信还有几幅字画,在战火中化为灰烬。

五、颠沛流离,以笔作戈情系抗战

离开家乡以后,朱雯和罗洪先去了邻县的一个小镇避居了一段时间,不久,淞沪前线吃紧,他们又搬至浙江桐庐。

在颠沛流离的逃难中,朱雯看到了亿万苍生既不悠闲也不恬静的苦难生活,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更激起了他对祖国的挚爱深情。他的心中升腾起一个愿望:既然无法从戎,那么就用自己的笔来为抗战做点事情吧!

朱雯拿出那本逃难之前仓促塞进行的《地下火》认真地读着,随后动手翻译,这部长篇报告文学揭露了希特勒一伙篡夺政权的毒辣阴谋和疯狂屠杀,也生动描绘了共产党人为反对纳粹暴政而进行的地下活动和英勇抗争,这本书是朱雯在1937年春天买的,那时他就想把这本难得的好书给翻译出来。

可是没多久,我军战事失利,桐庐已难安居。朱雯只好挈妇将雏,带着译了个开头的《地下火》继续后撤,绕道淳安,转龙游搭浙赣车西去,经江西南昌而至湖南长沙,在那里稍事停留,正好赶上《抗战日报》在积极筹备出版,朱雯参加了创刊前后的一些活动,并几乎隔天给他们写一篇文章。在那里,朱雯向茅盾、田汉等人说起翻译《地下火》的计划,他们都鼓励朱雯坚持下去。茅盾还说译完之后如果没有地方出版,他可以介绍到香港生活书店去。在长沙住了没多久,朱雯接到广西省教育厅邀他到桂林高级中学去任教的电报。于是朱雯不得不又带着一家人赶往桂林。

桂林高级中学坐落在离桂林二十公里的良丰,原先是西林公园,飞楼层阁掩映在茂林修竹之中,朱栏九曲,绿水一湾,如同大观园,园内还有一个可容数百人的岩洞,洞内石乳嶙峋,极呈天趣。

然而,朱雯并没有陶醉在这样一个桃源似的“仙境”里,他在教书之余,除了为几个杂志写一些零星文章外,只要一有空,就伏案译书。每每译到法西斯毒辣的阴谋和疯狂屠杀,就觉发指眦裂,愤慨异常,而译到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反法西斯的同志们英勇奋斗和艰苦抗争时,心中又燃起无限的钦敬,感动地流泪。好几次,他搁了笔,凝视着灯光冥想:为什么书中的这些人宁愿把家庭甚至把生命都牺牲了?在我们广漠的国土上,不也正有千千万万的同志牺牲了家庭和生命在英勇地奋斗、艰苦地抗争么?而自己却怯懦地躲在山明水秀的公园过着隐士般的生活,跟他们比起来,自己真是太怯懦、太渺小了。他沉浸在那样的遐想中,直到热泪湿透了双眼,黄晕的灯光溶成了白茫茫的一片,才抖擞着惊醒过来。不到四个星期,这部十二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就译完了。

遗憾的是,朱雯从桂林寄往香港生活书店的《地下火》译稿,连同茅盾的介绍信,香港方面始终没有收到。直到1939年,《地下火》以单行本的形式由上海万叶书店出版。设计的封面,以红与黑作为底色,截成三条,每条各画一团烈火,给人以熊熊燃烧之感。这,也是朱雯以自己的名字正式出版的第一部长篇译著。

1939年初,朱雯从广西回到了已成为“孤岛”的上海,当时上海的文坛颇为活跃,柯灵主编《文汇报》副刊《世纪风》;郑振铎、王任叔、孔令境在编《大时代文艺丛书》;钱君编《文艺新潮》。朱雯在迁沪复校的松江高级中学教书,业余写点文章,搞点翻译工作,并和《宇宙风乙刊》的主编陶亢德一起,创办了一个综合性的翻译刊物《天下事》月刊,年底又与吴铁声共同筹办一个同样性质的翻译刊物《国际间》半月刊。《天下事》编到1940年初,《国际间》一直出版到1941128。此外,朱雯还被一位朋友拉去英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工作。后来新闻处建立“民主广播电台”,他正式受聘去电台工作,翻译广播新闻稿。这个进步的电台及时发布从路透社等国外通讯社传来的最新战争消息,大家共同为反法西斯而斗争着。

1941128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占上海租界,英、美、苏等国的驻沪使、领馆以及他们所属的各种机构一律被迫停闭,电台也不得不停闭,新闻处的部分侨民转移至香港,朱雯被遣散出来,电台负责人斯盖坚守岗位到最后一刻已无法撤离,朱雯对他心生敬意,于是帮助斯盖珀化妆成中国渔民,并用一艘小渔船把他送至没有沦陷的内地。抗战胜利后,英国驻华大使馆正式给朱雯写信,对他营救斯盖珀表示感谢。

凭着一股反日的热情,朱雯在朋友高尔柏的介绍下,参加了国民党的反日地下组织,并写了一些抗日文章。19435月,这个地下工作组织被敌伪破获,朱雯因“抗日罪”被日本沪南宪兵队逮捕。在狱中,朱雯备受种种酷刑,然而他什么也没说,遍体鳞伤、浑身痛楚的朱雯时常默诵着陆游的两句诗“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鼓励自己,一个多月后,朱雯终于被释放。

出狱后的朱雯去了安徽屯溪,在内迁的上海法学院任教,课余继续从事写作和翻译。在那里,他先后翻译了美国伊坦·歇贝尔的报告文学《地下的巴黎》和美国驻德大使陶德的《使德日记》。1946年这两本书分别由福建十日谈社和上海正言出版社出版。这两本书反法西斯的文艺作品,对正在谋求和平与解放的人民来说,起到了一定的激励作用。

朱雯似乎有写不完的文章,说不尽的心里话,即使是在辗转避难中,他依然心里牵挂着如何为抗战做点什么。他不断地以“朱雯”、“王坟”、“司马圣”为署名在《烽火<呐喊>》、《宇宙风》、《申报·自由谈》、《文汇报·世纪风》、《宇宙风乙刊》等等杂志上发表散文、随笔,他以笔为武器,用清丽的文笔、真挚的情感记述艰苦的避乱生活,报道火热的抗敌斗争,赞美祖国的壮丽山川,歌颂人民的英勇杀敌,揭露汉奸的叛国行径……他写的、翻译的,无不围绕着“一切为了抗战”这样的思想。朱雯觉得,他有责任有义务让更多的人知道:中国人民是不愿做奴隶的!中华民族的正气是凛然而不可侵犯的!

六、严格选题,谨慎译书反思现实

经过战争烽火洗礼的朱雯,对待创作和翻译越发认真和严肃。他曾说:“不论创作或是翻译,我总是把它用来表达我对时代、对社会乃至对我自己的反思。”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朱雯从屯溪回到上海,仍在迁返的上海法学院任教。朱雯沉浸在举国欢腾的胜利喜悦之中,他觉得国家必将走向安定康乐的日子,而他自己也可以安心翻译和写作了。然而,国内局势发生了急剧变化,蒋介石破坏了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人民愤怒了,反内战、反饥饿运动势如燎原之火般展开,全国规模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也在积极酝酿中。朱雯由胜利的喜悦转为苦闷,对这一社会形势忧心如焚。

一天,朱雯在中美图书公司发现苏联作家阿力克赛·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831945)前后花了二十余年时间写的《苦难的历程》三部曲,他翻了一下内容介绍就被吸引住了:三部曲广泛描绘了大革命前夕、革命时期和国内战争时期的俄罗斯生活,以及俄罗斯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经受考验、取得伟大胜利的史实,特别是俄罗斯知识分子受到革命锻炼、与人民相结合、逐渐领悟社会主义伟大真理所经历的迂回曲折的过程。这书中所写的与国内的社会现实多么相似!尤其是书中所描写的几个知识分子的良心所经受的痛苦、希望、喜悦、失望、颓废和振奋的历程让朱雯不禁思索:中国知识分子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啊?他怀着激动的心情把书买回家,想以最快的速度把书翻译出来,希望自己的译本能在读者中起到共鸣的作用,起到一种共同探索前途和命运的作用。朱雯认真地通读了全书,并在有些章节做上记号,夹上小纸条,他对夫人罗洪说:“读了一遍,心里才真的有个底。译文学作品,一定要译出原著的神韵来。真的动笔翻译时,译第一部还得把第一部再细读一遍。”

这时,巴金和萧珊也回到了上海。有一天,朱雯去看望巴金夫妇,谈起了自己正在翻译阿·托尔斯泰的三部曲《苦难的历程》,巴金欣然鼓励,希望朱雯能把这部作品译好。更让朱雯感到高兴的是,巴金创办的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又要重振旗鼓恢复出版业务了,出版社准备把他的阿·托尔斯泰中译本列入“译文丛书”。

巴金一直是朱雯的良师益友,在文学创作和翻译的道路上给予朱雯很多帮助。如今翻译这样一部巨著,能得到巴金的支持,怎能不让朱雯感到高兴与鼓舞呢?朱雯很快译完了第一部《姐妹俩》,交由巴金审稿完毕后,不久就出版了。

1945年冬,德国作家雷马克的新作《凯旋门》的英译稿在美国《科利尔》周刊上分期发表,雷马克的作品风格和小说的内容深深打动了他。于是他着手翻译,连载在《正言报》上。不料只刊登了四个多月,因故就停了。

1946年初夏,朱雯的一个亲戚从美国寄来了《凯旋门》的英译本,一经通读,朱雯发现不论从故事内容还是艺术手法来说,《凯旋门》超过了雷马克包括成名作《西线无战事》在内的其它任何一部作品,而且《科利尔》周刊上发表的只是原著的节译本,许多精彩的片断在节译本里都被删掉了,朱雯想根据这个英译本把全书翻译过来。于是他把《凯旋门》通读又细读了数遍,并没有草稿,一气呵成,译写下来就是定稿。

巴金十分支持朱雯翻译雷马克的作品,不仅把《凯旋门》列入他主编的“译文丛书”,而且还希望朱雯能把雷马克的所有作品都一一介绍过来,汇编成《雷马克全集》。《凯旋门》于19474月译成,19481月作为《雷马克全集》之五由生活文化出版社出版,初版本的《凯旋门》封套上印有张乐平绘的雷马克素描头像,1949年该书再版,封套上改印了由小说改编成电影的《凯旋门》剧照。朱雯十分感谢巴金的鼓励和支持,他在《凯旋门》的“译后记”中深情地写道:“在出版方面,我应该特别感谢李先生,假如没有他对原著的卓越的鉴赏,以及对译者的友善的鼓励,我还不敢相信在物价腾贵的今日,能使这样一个拙劣的译本得到出版的机会。”

继《凯旋门》之后,朱雯又翻译了《流亡曲》作为《雷马克全集》之四,于194812月出版。可惜作为《雷马克全集》之三的《三个伙伴》尽管当时已译完,但是“译文丛书”解放后停刊因而该书没有排印出版。解放后朱雯继续翻译雷马克的作品,又先后出版了《生死存亡的年代》、《里斯本之夜》和《西线无战事》,他想着如果有机会,一定要汇编一个《雷马克全集》,写一本《雷马克评传》。

《凯旋门》和《流亡曲》出版之后,他又动手翻译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三部曲的第二部《一九一八》。这部作品写的是十月革命前夕,俄罗斯人民对这场大革命的种种态度。而当时中国国内的国共合作已经破裂,国民党掀起了内战,1948年国民党政权已摇摇欲坠。在这样的形势下,朱雯更觉得书中所描写的氛围与当时现实生活是个绝妙的对照:“正像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的前夕”。

朱雯把翻译作为对现实反思的武器,同时随着一部部译作的问世,他仿佛也经历了一番思想上的“苦难的历程”而不再彷徨,他怀着愉快而又迫切的心情迎接新中国的诞生。正如他日后回忆自己的翻译道路时说:“以翻译为例,40年代我译的都是反法西斯的文艺作品,因为我认为通过这些翻译,可以更迅速、更有效地起到宣传抗日的作用,表达我自己投身抗战的热情。后来我译雷马克的作品,也还是从这个思路出发。40年代末,我翻译《苦难的历程》,那更明显地出于对三部曲中几个主要人物的同情,对他们各自走上革命道路的向往。通过这部作品的翻译,确乎使我逐渐摆脱了在当时知识分子中曾普遍存在的迷惘、困惑乃至彷徨、苦闷的心情……” 更多的读者也从他的译作中得到了共鸣,共同探索前途和命运。

七、豁达处世,坚定信念忍辱负重

1949年新中国成立,朱雯振奋精神,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教育事业和文学翻译事业之中。他仍然在上海法学院教书,1950年夏,上海法学院与原国立商学院合并,成立上海财经学院,朱雯在上海财经学院教外语的同时,在震旦大学文学院一度兼授中国文学课程。1956年,他调到上海师范学院(即上海师范大学的前身)工作,先在外语系,后又转至中文系。

尽管教学任务繁重,还要经常写思想检查,但是朱雯以认真而严肃的态度,真诚地迎接自身世界观的改造。

文革开始了。朱雯属于靠边人员,但到了1967年秋天,他被隔离审查,并且被抄了家,贴了大字报。“革命小将”们用卡车一股脑儿把朱雯家的书、信件、字画、桌椅、衣物都运走了,隔了两天,“小将”又来了,手持铁杵,见玻璃、瓷器就砸。当革命小将们满意地哼着“造反有理”的歌曲离开时,屋子里已空空洞洞的,如同一个空架子了。

“我最可惜的是那些书、信、照片,还有一部刚译完的稿子啊!”被抄家之后的朱雯失神地说,望着散落了一地的纸屑、碎片,他满是痛楚与无奈。朱雯怎能不痛心呢?书早已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了,无论日子如何艰难,无论居室如何简陋,他一次次如燕子营巢一般,衔泥衔草把书一本本衔回家来,这早已成为他的习惯。而如今精心营造的书斋被人为地破坏了。

被抄家后的三五天,就有人来通知朱雯,要他们把住的这栋房子让出来。陆续地,一户户人家搬进来了,朱雯和罗洪以及家人只有一间房间和一个亭子间可以居住。

朱雯几乎每天都要去学校进行劳动,有一天劳动完毕正要回到牛棚,有一个小学高年级学生模样的人,大大咧咧地走到朱雯面前,指着朱雯必须跟他走。走到一间空屋,要朱雯伏在地上,扬起鞭子就抽屁股。抽了几十下,那人哼了一声,回头就走。隔了一条八成新的卡其裤、粗毛线裤、棉毛裤、短裤,朱雯还是痛得一时站不起来,他伸手一摸,裤子早已裂开了一个大口子,如果天气暖,裤子薄,那更不堪设想。

挨斗,劳动,写检查,朱雯默默地承受着,但他没有说过一句泄气的话,只是安慰似的对罗洪说:“这些都是身外之物,可有可无。我只是想把问题搞清楚。不可能老是这样乱,也不可能就这样搞浑了水。”罗洪从干校回来后,就退休在家。在一起的日子,他们经常相对无言:这样的日子要到什么时候才结束啊!

八、孜孜育人,提携后学桃李盈门

十年动乱终于过去,朱雯迎来了新的春天。尽管在文革中朱雯受到了非人的折磨和不公正的待遇,但他对文革中所受的迫害不愿多提。当别人为朱雯在文革中所受的酷刑愤愤不平时,他却淡淡地一笑,哪怕是组织上找他谈话,他也推说不记得是谁干的了。他对别人说,那些年轻人当时受了蒙蔽,做了坏事,责任也不全在他们,他们毕竟还年轻,以后的路还很长,何必叫他们在以后的生活中再背上一个沉重的包袱呢!豁达宽厚的朱雯不计前嫌,一心为他人着想,如天空一般开阔的胸襟多么令人敬佩!

落实了政策,重新开始新生活的朱雯心情振奋,尽管已年过七旬,但他却拖着虚弱的身体超负荷地认真工作着,他要把十年的荒废光阴补回来,恨不得把一天掰成两天用。朱雯是上海市人大代表,要参政议政,要参加各种繁多的社会活动;他是作协的全国代表,多次参加文代会,会后还要详尽地给系里的教师传达会议精神;他是上海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他要想着研究所的发展壮大,要想着为所里的教师提供更多提升学术水平的机会;他在繁重的教学工作之余,见缝插针地从事他心爱的翻译工作……那股拼命的劲儿令众多年轻人自叹不如。

1982年朱雯因急性肝炎而住院隔离。经过三个月的治疗和静养,他才出院回家。可是在家里休息了一个星期,朱雯自认感觉良好,又悄悄工作起来,还和罗洪“讨价还价”:“每天做两个小时,没关系吧?”有那么多的事还等着他去做,他哪舍得休息呢!在罗洪的精心护理下,朱雯渐渐恢复了健康,医生也同意他可以工作了。朱雯高兴地像个孩子一样,忙着整理东西,而且找出一件比较新又较合身的中山装,他要以崭新的面貌投入到工作中,不能给人一个病号的形象。

正是朱雯分秒必争地工作,他在文革后又迎来了创作、翻译的一个高峰。他与人合译了加拿大阿瑟·黑利的小说《汽车城》(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5月版);翻译并出版了德国雷马克的长篇小说《里斯本之夜》(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4月版)、《西线无战事》(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2月版);校订出版了阿·托尔斯泰的《彼得大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10月版);出版了散文集《烽鼓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11月版)。此外,他还满腔热情地投入到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的重建工作中,他重新修订出版了《外国文学作品选(四)》(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5月版),与人合作了《欧洲近代文学思潮简编》(安徽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主编了《外国文学教学参考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自学考试外国文学作品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5月版)、《外国文学新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4月版)、《外国文学精解》(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10月版)……尽管朱雯的健康已大不如前,心脏病也多次复发,成了医院的“常客”,然而他仍像没什么病似的,住了一两个星期就想要出院,他明白,一个人如果不能再干自己心爱的工作是多么无奈的事情,所以他要与时间赛跑,他要趁自己还行的时候再多为文学、教育事业作点贡献。

在朱雯的学生心目中,能成为朱先生的受业弟子是他们最大的荣幸。朱雯的人品、文品是他们做人、为文的楷模,是永远也学不完的。朱雯说:“文学的特点是以情感人,教师在课堂上,一定要把自己的感情融入进去,才能感动学生,干巴巴的说教是陶冶不了学生情操的。” 所以,朱雯在课堂上把人类美好的情感融入文学讲解之中,让学生获得美的享受,并言传身教告诉学生如何治学,更重要的是,他还教学生如何做人。朱雯觉得做人永远都是放在第一位的,其次才是做文,他不止一次地对学生说:“对于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做人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人做不好的话,文是不会做好的,因为我们生产的是精神产品。”的确,朱雯终生都在认认真真做人,扎扎实实治学,他的一言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周围的人。因此,凡是与朱雯有过交往的人,都会有这样一个感受:他是一位谦虚、严谨、可敬、可亲、极易相处的良师益友。

朱雯秉性方正、兢兢业业。正所谓文如其人,朱雯从不写行草,无论是给朋友、学生写信,还是写备课笔记,抑或写日记,清丽工整的蝇头小楷,整整齐齐。朱雯有一个备课笔记,深色的硬封面,近两寸厚,扉页上写的是他的毛笔字:外国文学讲稿。翻开第二页就是正文,从希腊罗马开始,文字又细又密,整齐清晰,有几页还有注释,正文下面划一条红线,红线下写着六号铅字那样的注释小字。本子最后部分是欧洲十九世纪的文学,分国家叙述。这本条理清楚、内容丰富的笔记,见证了朱雯对待教学一丝不苟的认真态度!正因为如此,朱雯上课可以从不看讲稿,然而旁征博引却又思路清晰,纷繁的外国文学作品和理论,通过他那略带松江口音的普通话娓娓道来,如同磁石一般把学生们都牢牢地吸引住。也正因为如此,历届学生都把听朱雯讲课看作是一种艺术享受,学生们都说,朱先生的听课笔记不须整理就是一篇篇严谨而又精美的外国文学研究论文。

文革后,上海师范学院外国文学专业被第一批批准为全国四个硕士点之一,开始招收研究生,并接受外校的硕士学位申请。为了适应教学和科研的发展,学校决定组建文学研究所,筹建的重担落在了朱雯身上。经过精心筹备,19851月,市高教局批准上海师范大学成立文学研究所。1016,文学研究所正式挂牌成立,所名为朱雯的好友、著名学者钱钟书题写。朱雯被任命为文学研究所所长,孙逊、梅希泉任副所长。文学研究所下辖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室、外国文学研究室、现当代文学研究室三个研究室。在朱雯的带领下,文学研究所的同志们充分发扬学术民主,大家在搞好科研的同时,还与中文系等兄弟系科密切配合,承担了一些基础课和选修课的教学任务。因此可以说,朱雯为研究所的发展壮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90年退休前夕,政府落实政策,给朱雯发还了一笔因原先住房被国家征用后的补偿金。此时的朱雯已病痛缠身,生活并不宽裕,这笔补偿金正好可以用来安度晚年,然而,朱雯却将此款捐给了学校,设立文科研究生奖学金,他的关心教育、乐以提携后进的高风亮节令人赞叹不已。如今,该奖学金让不少文科研究生从中获益。

这样一位一心一念只为育人的好老师怎能不深得大家的敬重?学生们与朱雯结下深厚的友谊,哪怕毕业后,他们依然时常去看望朱雯这位如同慈父一般的老师。在朱雯温馨的寓所里,他们有说有笑,事无巨细无话不聊,而当大家谈兴正浓之时,师母罗洪又会端上美味可口的饭菜。于是大家边吃边聊,如同在自己家一般畅快。因为他们觉得,在先生和师母面前,就仿佛在自己的父母面前那般无拘无束,而朱雯那大海一般的胸怀,能容下狂风巨浪,更能装下和风细雨。

九、艰苦拓荒,学术实践务本求新

对于外国文学研究,朱雯有着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要真正理解一部作品,首先必须弄清作品产生的时代,也即作家生活和创作的时代,必须把作品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中来研究,因此熟悉并掌握作家的生平、思想、独特的经历、家庭环境、个性特征等方面对深刻把握作品更是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其次,研究外国文学必须要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来进行分析,排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

秉着这样的指导原则,朱雯因翻译着重对德国的雷马克、苏联的阿·托尔斯泰作了深入研究。在《苦难的历程》三部曲的翻译序言中,朱雯紧密结合阿·托尔斯泰的生平思想,对小说中知识分子思想的矛盾性、复杂性作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在《彼得大帝》的翻译序言里,朱雯更是不惜笔墨就小说创作过程、历史背景、思想内容等作了详细而又深刻的剖析,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审美观对小说的艺术性提出独到的见解,并且以极其丰富的史料对作者前后创作进行分析比较,从而指出“正是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阿·托尔斯泰才写出了这样一部彪炳俄国文学史册的长篇历史小说。” 此外,他还陆续发表了《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1期)、《阿·托尔斯泰和他的<彼得大帝>》(《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6年第1期)、《<彼得大帝>中的人民形象》(《语文学习》1986年第3期)《“第一部真正的历史小说”:读阿·托尔斯泰的<彼得大帝>》(《外国文学研究》1986年第1期)等论文,在深入浅出的论述中从不同角度对阿·托尔斯泰及其作品作了深刻解读。对德国作家雷马克及其《西线无战事》、《凯旋门》等作品,朱雯同样借助译作的序言、译后记、论文等途径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国内学术界对这两位作家研究评论起步较晚,成果甚少,而朱雯却对此有了深入研究,扎实严谨,又独树一帜,发前人所未发,具有积极的开拓意义。

如何对待西方现代主义文学问题,学术界曾一度众说纷纭,有人持否定态度,认为应该批判;有人则过分肯定其成就,认为应予以大量吸收。朱雯提出应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分为二进行分析。他在《外国文学精解》(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10月第1版)前言中坦率表达了他的观点:“有些具有世界影响的现代派作品,表现了当今资本主义的现状和实质,它们在艺术上刻意求新,强调艺术想象,运用自由联想、戏剧性叙述、多层次结构等方法,反映现代生活,刻画人物心理,这些也可供我们创作上的借鉴。”但他也明确指出:“现代主义文学宣扬西方资产阶级没落的思想情绪和腐朽的生活方式,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不可低估的消极影响……即使对其中最优秀的文学作品,我们在充分肯定其社会意义和艺术创新的同时,也必须严肃地指出其思想混乱、情绪忧郁、语言晦涩以及形式主义等问题和弱点。”朱雯实事求是地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进行了客观评价,言简意赅又入木三分,为学术界所认同。

朱雯参与或主编了不少外国文学教材,在编选教材的实践中,他深入思考,及时提出了中肯而又宝贵的意见。他在主编《外国文学精解》时指出应该“根据教学目的、要求、理清线索、提出要领,由古及今,由点到面,上下融会,纵横连接”,也即外国文学教材应该是“既有纵向的史的序列,又有横向的面的铺陈”,这种编写体系有利于课堂教学,也给学生自学和研究带来便利。针对以往外国文学史教材重作家作品概述轻理论分析的状况,朱雯在其主编的《外国文学新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4月第1版)中提出必须在理论上进一步加深拓宽,在教材编写方面相应地从宏观的角度对专科阶段讲授的内容作系统的讨论概括,加强对重要作家和文学专题的研究分析,因此他所主编的《外国文学新编》以专题的形式从理论的高度加以论述,成为一本较为新颖的外国文学史教材。在编写教材的过程中,朱雯还发现长期以来不论所编写的教材还是所选辑的作品,对当代外国文学作家作品的介绍太少,对东方文学的研究、评价也不够,为此朱雯呼吁应扩大外国文学教材的知识容量,加强对东方文学的介绍,论述和分析应尽可能地汲取国内外科研新成果,加强各国各时期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从而使外国文学教材具有现代性和时代感。因此,朱雯编写的各种外国文学教材适应了不同层次读者需要,具有完备科学体系,深受读者好评。

论述朱雯的学术实践,不得不提及他创办的一本杂志——《外国文学丛刊》,这本刊物倾注了他对外国文学研究工作的理念,更是他在文革后解放思想创造性地进行学术实践的结果。尽管这本刊物只出版了两期,但在当时,由高校中文系创办一本外国文学研究方面的杂志可谓是“吃螃蟹者”。

197811月底至12月初,朱雯参加了建国以来的第一次全国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规划会议。会议提出“我们对外国文学的研究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和‘洋为中用’的方针,解放思想,打破禁区,清除‘四人帮’文化排外主义的影响,采取敢于接触、分析批判、大胆吸收、积极借鉴的态度。那种怕这怕那、畏首畏尾、缩手缩脚的神经衰弱和病态心理,必须坚决去掉”。朱雯从内心深处感到激动和喜悦,并深受鼓舞——春天,真的到了!

渐渐地,一个想法在他脑海里形成:办一本关于外国文学研究方面的刊物。机缘巧合,朱雯一个已毕业的学生得知老师要办刊物,在经济上鼎力支持。经多方协商后,最后决定由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外国文学研究室负责稿源、编辑,浙江金华师专《教研资料》编辑室负责印刷出版。

198010月,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一届年会在成都举行,朱雯把已出版的《外国文学丛刊》带了一些去参加会议。很快就被一扫而空,反响非常好。没有拿到刊物的同志还纷纷“预约”,希望朱雯可以寄给他们。能得到业界的肯定,朱雯很欣慰,他已经规划好了《外国文学丛刊》的将来,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外国文学丛刊》在出版两期之后就停刊了。

在当时,此类刊物并不多,19789月创刊《外国文学研究》杂志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国文学界最早创办的学术性期刊,1979年正式公开发行。而由高校中文系创办关于外国文学研究方面的刊物,这是个大胆的尝试。在思想刚刚解禁的当时,能刊登一些质量上乘的译作和观点新颖的外国文学评论文章,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外国文学丛刊》为外国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学习、借鉴的良好平台。

可见,作为外国文学研究专家的朱雯,在其学术实践的道路上艰苦拓荒,扎实严谨但不拘泥,立足根本但不保守,深为同行赞赏。

十、执着追求,笔耕不辍精益求精

从文学创作到文学翻译,朱雯一直遵守着一条根本原则:关注祖国和人民的命运,探寻自己作为一名进步知识分子的精神之路。正因为恪守这样一条根本原则,朱雯在创作和翻译上绝不媚俗趋时,尤其在翻译选题的挑选上更是十分严格。他说要翻译就要翻世界名著,而且应该是有较高文学价值的名著,随便找本外文书来翻译,特别是纯粹为金钱而翻译,毫无意义,既浪费自己的生命,也浪费读者的生命,简直就有“谋财害命”之嫌。

正如傅雷一生主要在翻译巴尔扎克和罗曼·罗兰的作品,朱生豪和梁实秋把主要精力放在《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上一样,朱雯几乎把一生的心血倾注在阿·托尔斯泰和雷马克的作品翻译上。尽管这两个作家的作品题材和风格各不相同,但是他们都通过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反映不同历史时代要求自由和民主、坚持人的尊严的强烈要求。而这正是朱雯所喜欢的、与他根本原则相一致的作品。同时朱雯也认为,从长远看,集中翻译一两位作家的作品,便于集中了解,风格上也易于把握,而且还能把翻译工作和研究工作结合起来。因此,几十年如一日,朱雯呕心沥血,凭着多年从事创作所积累起来的艺术经验,千锤百炼的语言文字修养,以一丝不苟的认真态度把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彼得大帝》,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凯旋门》、《里斯本之夜》等一大批优秀的作品译成中文,为我国读者献上了丰厚的精神食粮。

然而,朱雯却谦虚地把自己称为“捉螃蟹者”。他曾在一篇题为《劳驾!》的文章中这样写道:“‘翻译并不比随便的创作容易’,每一个从事翻译工作的人都能体会鲁迅先生的这句话。在理解和钻研原文的时候,往往会觉得自己的外文水平或专业知识不够;在运用本国文字表达原作意义和风格的时候,又往往会觉得自己的汉语修养还很差。因而在一部作品的翻译上,译者往往要付出极大的劳动:反复钻研,一再查考;有时仅仅为了一词一语,也会再三斟酌,煞费推敲。有些篇幅较大的原著,译者会花上十年五年的工夫,经过三番五次的修改和重译,为的是要对原作者负责,对读者负责。即使那样,也还不一定能做到绝对没有错误和缺点。”

这番肺腑之言是朱雯发自内心的真知灼见,更是朱雯自己切身的体验。因此,他的这种严肃认真为海内外学者所称道:“他是永不自满的翻译家”。

《彼得大帝》一书的翻译,前后断断续续颇费周折共用了三十年,这在朱雯的“翻译生涯史”上可以称得上是空前绝后。1954年,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约,朱雯开始翻译阿·托尔斯泰的杰作——长篇历史小说《彼得大帝》。十年之后,初稿审定,然而未及排版文革开始,这一搁又是十年。1978年《彼得大帝》终于重新排上出版议程,但朱雯提出自己的业务水平以及对原作品的理解又进了一步,必须重新做一次全面的、仔细的校改之后才可以出版。

然而,经历了十年文化浩劫之后,朱雯的俄文原著及资料早已荡然无存,手头一本书都没有了,有两种译本从上海哪家图书馆也找不到。这时候,巴金伸出了最有力的援手,他把自己珍藏的《彼得大帝》俄文原著、Tatiana Shebunina的英译文(Lawrence & Wishart, London,1956)和Maximilian Schick的德译本(Verlag für fremdsprachige Literature, Moskau, 1950)送给了朱雯,朱雯欣喜万分,如获至宝,据此逐字逐句校订、修改,甚至大段重译。谁知这一校改又花费了他整整五年时间。1983年,这部被高尔基称为“我们文学中第一部真正历史小说”的《彼得大帝》中译本终于定稿,1986年与读者见面。针对当时读者对《彼得大帝》这部小说不甚了解,朱雯特地写了两万余字的序言,就小说的创作过程、历史背景及思想主题等作了详细的描述和深刻的剖析,还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审美观对小说的人物、艺术等方面做了深入研究,不仅有助于读者从宏观上把握小说的内涵,而且对读者阅读和研究历史小说更有广泛的指导意义。

著名作家萧乾在看完朱雯翻译的《彼得大帝》之后,向朱雯写信祝贺道:“这是部宏伟的著作,您的精彩译文也同样宏伟……今天,人们急功好利,很少人为文化积累花费这么大力气了……我认为只有政治上不赶浪头,艺术上不追求时髦,才能做到这一点。”(199529)确实,如果不是踏踏实实地坐冷板凳先把这大部头的著作啃透,认认真真埋头翻译,一字一句细细斟酌,那么是完成不了这样一部宏伟巨著的翻译的。

对于朱雯来说,《苦难的历程》是他生平最得意之作,1957年毛泽东访问苏联时,把朱雯翻译的《苦难的历程》作为礼物送给当时的苏联领导人。然而这本深受读者喜欢的巨著也蕴含了朱雯无数的心血:从1951年初秋到1957年底先后进行了三次修改和重译。最初根据的是1946年纽约出版的埃迪斯·波恩的英译本,后来根据1953年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社出版的艾维和塔契安娜·李维诺娃的英译本,最后又根据1950年苏联国家文学出版出版社出版的原文本,并参照1954年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社出版的埃里斯·奥伦的法译本作了校正。一次一次地修改,就因为他觉得“限于修养和水平,别说对原作的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不一定能够很好地传达出来,便是错误和缺点也必然不少”。

20世纪80年代末,朱雯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道:“情随境迁,若以今天的翻译水平来说,那部译著当然有可以修改之处,因为事隔近三十年,自己的翻译水平比起过去应该是有所提高的。”而且“学海无涯,翻译也是无底的,好了还可以更好。若干年后,我的雷马克和阿·托尔斯泰的译本,很可能被后人的更好更精湛更完美的译本所替代或淘汰,这是预料中的事。但令我感到欣慰的是,雷马克和阿·托尔斯泰的作品本身并不会遭到淘汰,总会有人不断地译下去,因为它们有价值,不是眼下那些一次性消费的文化快餐。”朱雯对待文学翻译不知疲倦、孜孜以求的严谨态度令人肃然起敬。

1992年上海译文出版社请求朱雯能出一个“普及版”的《凯旋门》时,朱雯深感“年臻耄耋”,“来日无多”,便“下决心根据原著重译”,于是他冒着酷暑坚持在病榻上争分夺秒地修订旧译,并为之赶写了一篇颇有创见的“译后记”,既便于此,他仍担心有疏漏纰缪之处,为了保证书的质量,他在医院中仍仔细认真地看了校样。普及版第一版就印了二十万册,深获读者好评。

199119,“朱雯从事文学著译、教学工作60周年暨80华诞座谈会”在上海师范大学隆重举行。中国作协主席巴金派人专程送来花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费孝通寄来贺诗,钱钟书、杨绛、阳翰笙、楼适夷、戈宝权、卞之琳、王元化、秦瘦鸥、施蛰存、王西彦、钱君、程十发、赵清阁等等都发来贺信、贺诗、贺画。作协上海分会、上海市文联、上海文学基金会、上海翻译家协会、上海图书馆等单位也送来花篮致贺。贾植芳、草婴、许杰、王辛笛等著名学者纷纷到会发言祝贺。与会者一致认为,朱雯的译作思想进步、艺术上乘,文采斐然,为广大读者所欢迎。《文学报》、《新民晚报》、《光明日报》、《中国翻译》等报刊杂志纷纷对此文坛盛会进行报道。这,不正是对朱雯著译、教学工作最好的肯定么?

作为进步知识分子的朱雯是执著而又坚定的,他时刻关注国家和人民,翻译、创作等等都是他在“苦难的历程”中追求光明与进步留下的精神印迹,同样,朱雯对党的认识的过程也是他上下求索,探寻思想上的一种真理、政治上的一种信仰的过程。1986630,朱雯向文学研究所党支部郑重提交了入党申请书,时年76岁时。朱雯激动地在入党申请书上写道:“我毕生所追求和梦想的要使国家富强、使人民康乐的蓝图已经展现在面前,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心情舒畅,意气风发,这样坚决、强烈地表示我的愿望和决心:我决心参加党的组织,我愿意为建设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1987220,文学研究所党支部召开党员大会,讨论朱雯的申请报告,一致同意吸收朱雯为共产党员。入党后的朱雯对自己各方面的要求更加严格,在政治上始终坚定不移地跟着党走。

写一部史料翔实、观点鲜明的《雷马克评传》是朱雯的夙愿。从20世纪40年代初期开始,朱雯便从中外报刊上注意搜集关于雷马克的评论、传记、照片以及英、俄、法、日等国文字的译本。然而,三十余万字的雷马克资料和二十多种雷马克著作版本在文革中散失殆尽。文革后,朱雯只好从头寻觅。即使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朱雯已没有精力再从事他所心爱的翻译工作,他依然把雷马克的著作全部放在手边,这是一位老翻译家对自己工作的深深眷恋啊!如果天假以年,朱雯一定会写出《雷马克评传》,译出《雷马克全集》、《阿·托尔斯泰全集》,可惜,1994107,朱雯未完成他的心愿,就永远离开了我们。

 

“往事如棋局,岁月太匆匆。更进一杯酒,佳著不从俗。”这是当年费孝通为朱雯80华诞而写的贺诗。岁月如流水般逝去,不从俗的佳著却馨香永存人间。在朱雯六十余年的教学、创作、翻译生涯中,他超然于名利之外,怀着恬淡豁达的心境,辛勤地耕耘、执著地追求,以笔墨作刀枪奋勇投入人类的进步事业。朱雯说:“我相信,我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追求进步和光明的,我的创作和翻译可以说是我在追求进步与光明中所留下的精神足迹。不论别人如何看它,它们都是我心灵历程的印证。”

 


发布者: 网站 管理员
发布日期: 2009/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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