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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应镠自述



 

 

程应镠自述

 

程应镠简介:程应镠(19161994)江西新建人。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曾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建国后,历任上海第一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中国历史学会副秘书长,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古籍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中国宋史研究会秘书长。长期从事历史教学与科研。著有《南北朝史话》、《范仲淹传》等,主编有《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

             摘自《上海名人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2月)

 

我的幼年是在江西新建大塘乡一所大宅子里度过的。这所大宅子建于道光二十年左右,在乡村显得特别巍峨、壮观。我高祖出身翰林,官至巡抚。家里有一副林则徐写的对子,说:“湖山意气归词苑,兄弟文章入选楼。”长大之后,知道林则徐的为人,深以自己出身于这样的家庭而自砥砺。

1922年春节过后,入塾读书,才五岁零三个月。学屋是座小楼,叫做望庐楼。书堂前面有块空地,全是花树。空地东侧一排回廊,中有一堂,匾曰“枇杷晚翠松柏后凋之斋”,是老师住的地方。红梅花初春香得醉人。过了十岁,我上夜学。梅花香味和如水月光,在记忆中还像是昨天。

楼上北窗望出去,便是隐现在云雾里的庐山。晴明日子,浅淡青山轮廓十分清晰。楼上有木刻一联,上联是“一楼明月追吟谱”,下联是“万卷藏书作宦囊”。老师教对对子,便说:“一对万,楼对卷,一楼对万卷,实对实。追对作,追吟谱对作宦囊,虚对虚。”印象十分深刻。

在私塾里,我读了《诗经》、“四书”、《左传》。读完《左传》,读《东莱博议》时津津有味,我学作文便从此始。第一篇习作《屈瑕论》,受到老师称赞。私塾最后两年读《古文辞类纂》,一些经史子集的知识,都是从这部书得来的。

1929年春节后,去南昌一所小学补习数学。小学校长是我的叔叔。先在五年级听课,不到一星期,因为成绩优异,便成了六年级的学生。数学从比例学起,课余由叔叔的一位同学为我补习、讲解四则运算,我迅速地掌握了小学算术的知识。这年夏天考取了江西省立第二中学。这是江西的一所著名中学,一进学校,我便知道植物学家胡先骕、物理学家吴有训、数学家傅种荪都是这里的毕业生。这所学校的创办人,有意识地对新生进行爱校的教育。这对我很有影响,后来,我在昆明办学,在上海办学,都以毕业生的成就来鼓励在校的学生。

二中学生多学理工。我初中毕业免考进高中,对物理学和用器画也很感兴趣。但这个学校的文史教师,阵容不弱。君毅老师讲中国近代史,讲高中国文,使人喜,使人悲,时而激越,时而低沉。顾祖荫老师讲中国地理,讲得学生流泪。

1934年春因不满二中教务主任,转学心远。心远是以自由著称的。九一八之后,学生办报,在社会上销售,销得亦广。校刊也办得很出色。我仍读理科,课余在运动场上的时间比在图书馆多得多。可是在这里和新文学有了接触,读了大量的郁达夫的小说和散文。最后,被沈从文的《边城》吸引住了。当我还不足十九岁的时候,做一个像《边城》作者那样的作家的念头,便萦绕着梦思。

1934年秋,从清华大学毕业不久的陈祯老师为我们讲历史。从希腊、罗马讲到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内容丰富,语言生动,常使我和本国历史比较,引起我考虑很多问题。我觉得历史是一门最有兴趣的学问。毕业前夕,我决定进大学读历史。

1935年秋天我进了燕京大学历史系。系主任是顾颉刚先生。陈祯老师向我介绍过他的治学方法,赞美过他的疑古精神。我进燕京就是由于对他的仰慕。这年冬天,一二·九运动却把我吸引到文学活动和理论书籍的阅读当中去了。我只是照例上西洋通史和中国通史的课。西洋通史是一个外国人教的,内容贫乏。讲授中国通史的是邓文如先生,他娓娓动听的叙述和鞭辟入里的分析,带着很浓厚的西南官话的腔调,使人终身难忘。我读了大量俄国和苏联的作品。理论书籍对我影响最深的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本书是一位社会学系的同学发起组织阅读的,它像一阵清风把我从朦胧的睡梦中吹醒。我第一次看到的新世界是陈祯老师讲授的二千年的欧洲,第二次看到的新世界就是恩格斯笔下从野蛮到文明的历程。

19371月,我和几位同学随一个南方来的慰劳团过了大青山,去百灵庙慰劳战士。塞外苦寒,走在冰封的哈尔红河上,似乎生活在辽远的史书所记载的年代。从百灵庙回归绥远(今呼和浩特),车行大青山中,蜿蜒迂回。大青山北的草原上,野马奔驰,和汽车竞速。一抹斜阳映着坐在岩石之上的牧人和傍着斜坡悠然上下的羊群。塞北风光,虽一掠而过,可叫人迷恋。

抗日战争爆发了,我逃出北平,从秦皇岛南归,过上海,滞留南京、武汉几个月。冬天,从潼关渡河,由风陵渡至临汾。临汾这时已是山西的政治、军事中心。在山西从军,过了许多山,过了许多水。在吕梁、姑射山中,转来转去,两渡黄河,不禁叹息:“黄河之水真是从天而降!

1938年夏初到延安,可说是第一次从军的结束。从延安南下,关中平原,壮阔无边,到咸阳正是旧历四月,大麦正黄。西安城像一座庄严沉静的古堡。城内钟楼、鼓楼,南北相望,其间是一条笔直开阔的大街,略如北京的东西长安街,气派真像是古代帝王之都。

同年秋天,我由江西经湖南,穿过贵州到了昆明。进入西南联合大学,重新攻读历史。这所大学,有我许多在北平认识的朋友,他们或是一二·九运动中的健将,或为当日青年学生的领袖。学校里充满了民主自由的空气,学术上也真正是百家争鸣。不同的学术观点,可以在讲坛上公开争论。同学之间,政治主张不同,文艺见解不同,在壁报中也展开辩论。我在联大的第一学期,便和王永兴、李宗沄、徐高阮、丁则良等出过一张叫“大学论坛”的壁报,论政,论学,论文,为另一些同学不满,在壁报中进行笔战。我们都是读历史的,后来都成了中国历史的某一方面的专家。徐高阮解放前夕去了台湾。他以陈寅恪先生合本子注之说,整理了《洛阳伽蓝记》。后作《山涛论》,以为山涛、羊祜在政治上实相一致,洞察魏晋之际统治者内部朋党之争,发千古未发之蕴。现已下世二十余年。丁则良先治宋史,后转攻近代,在同辈中是通古今中外的一个,1957年含冤自沉于北京大学未名湖,将近三十年了。

我在联大第一学期,选修了张荫麟先生的宋史。先生上第一堂课开了个书单,下课后我便去商务印书馆把《宋史纪事本末》和《宋人轶事汇编》买了回来。有个把月,不上课的时候,便在以被单做帷幔的书室里读书。同屋的人笑我,说:“他下帷读书了。”宋史这门课因先生去重庆停开。从此,那两部书也就束之高阁。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三十二年之后又会和宋史朝夕打交道。1971年从五七干校回来,参加《宋史》点校的工作;1977年开始,主持《续资治通鉴长编》的点校;1980年开始,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的宋史卷。

1940年夏,我毕业了。秋初应友人之约,经重庆、成都,过剑门,由汉中至宝鸡,再到西安。在西安病倒了,十月初才到达洛阳。洛阳是九朝旧都,这时,是抗日战争的一个军事中心。我工作的地方就是中原地区最高的军事指挥机关。这算是我第二次从军了。但工作十分清闲,天天与我为伴的是从省政府图书室借来的一部四部备要本的《通鉴》。时事与历史,都使我感慨万端。这年岁尽,我写了四首七律,第一首一开始便说:“肃肃霜飞岁又残,感时难得此心安。”冬天苦旱,没有下过雪,我忧虑的是:“经冬日暖天无雪,来岁年荒鼠且饥。民困应知征调久,边烽频报捷书迟。”

1941年初夏,洛阳最高军事机关的大墙外,停满了牛车,一辆接一辆,望不到尽头。夜深清脆铃声,常搅人清梦。机关内部纷纷传说要撤退,中条山溃军有的已渡河而南。后来我追叙这件事,在一篇寄弟渝州的七古中,说:“中条大军三十万,一夕曾无片甲回。将军不死战士死,黄河呜咽东流哀。洛中车马今犹昔,侯门歌舞夜仍开。”

1943年夏重到西南,开始教书。在大学教西洋通史,在中学教国文。西洋通史是引起我学历史的兴趣的。在大学读书时,我选修过希腊罗马史、欧洲中古史、19世纪史和现代史。我读过的这方面的近代著作,都很有文采。费希尔的欧洲史,一千多页一厚册,还保存至今。从四三年开始,讲欧洲历史一直讲到五一年。因为外文不好,在大学学的法语几年不用,连阅读的能力也没有了。当重新回到高等学校时,就完全放弃了外国历史的教学工作。

在中学教国文是非常开心的。从小就欢喜中国诗,十几岁在一位堂房叔祖指导下读剑南,陆放翁很多七言律诗都背得出来。在北平学习时,对陶潜、杜甫发生兴趣。四二年在安徽太湖,穷山无书,偶得《十八家诗钞》,便爱上了黄山谷。教国文讲《九歌》,屈原对我的吸引更超过以前接触过的那些诗人。闻--多先生是四四年才熟的,我向他借阅楚辞校补的手稿,和他论诗。从屈原、阮籍说到李白,我以为他们都是不满现实,有所追求的人物。从思想境界说到艺术意境,说得很兴奋。先生是诗人,又是学者,听我说时,目光像冬天的太阳。我说完了,他说:“So farso good.”他还要我读《说文》:“不论治史,或是研究古代文学,都要一字一字地认真读一遍。”

但我对中国诗的研究一开始便夭折了。为了衣食,我教很多课,尤其是抗日战争胜利到了上海之后。

来上海后,教学工作压得我透不过气来。最多的时候,我每周上课三十节,在三所大学、两所中学任教。剩下来的时间,还要在几个刊物上发议论,当然,这些议论引证的都是历史,外国的比中国的多。有一篇驳何永佶教授的长文——论所谓中国式的代议制度,是在一个晚上写成的,天黑动笔,直写到天明,有一万字,署名流金。流金是我从1936年开始就用的笔名,散文《一年集》,就是收集19371938一年内发表的文章。解放之后,才不用了。

解放后,在中学当了五年校长。业余读《说文解字》和理论书籍。《资本论》读了第一卷,深感古典政治经济学知识不足,打算回头读李嘉图和亚当·斯密的著作。1954年重回高校,讲中国通史和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曾想写一本三四十万字的简明通史,1956年还和湖北人民出版社订了约。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退回了预付的稿费,心想再也不会做这种工作了。

狂风暴雨过去之后,在待罪中,为历史系收藏的金石写了十几万字的跋语。对历史的研究,往往忘记了现实的创痛。1959年恢复教学工作,为学生讲历代文选,因此又对古典文学做了一些研究。但用力最多的还是在汉末开始出现的坞壁,北魏实行均田的地区与对象,拓跋部汉化的过程,以及西魏北周时士兵地位重新恢复,被称为兵农合一的府兵制,即陈寅恪先生所说的鲜卑兵制。19621963两年,为学生讲授魏晋南北朝史,大部分内容是五四年开始,以后逐渐深入,做出了结论的研究所得。

十年动乱之前,因为讲历史文选,对我国古代史学史也做了一些探索,重点地重读了《史记》、《资治通鉴》、《史通》、《通志》总序和《文史通义》。在讲授此课时,学生认为有些新意的东西,就是这种探索的点滴成果。去年为古文献专业讲古代学术概论,其史学部分,就较为系统地把点滴所得贯穿在一起了。

近三十年来,我国历史研究中不少问题,都是由于片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造成的。我在研究工作中,不知有过多少次,想谈谈自己的看法,但话才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到处碰到的是以势压人的现象。以势压人,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1956年讨论百家争鸣,我发表了一点意见,以为大学里权威太多,校长、系主任是权威,党委书记、总支书记是权威,以致教研室主任,等等,都是权威,而真正的专家、各门学科的教授只能在这些权威下面喘息。不到一年,百家争鸣不提了,我成了阶下囚。

1962年的春天是难忘的。吴晗同志主编一套中国历代史话,从原始社会开始,直到清代,共十三册。史话将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周游是这个出版社的社长。他们都想到了我,周游给我写信,问我要不要写一本。这时,我已卖完了妻子的母亲遗物,开始卖书了。能够写一本书,拿一笔稿费,是求之不得的。

写一部通俗易懂的中国历史,是30年代初期张荫麟先生的愿望。他写了十几篇,从上古写到汉武帝,后来结集成书,叫《中国史纲》。先生的文笔是很好的,议论也使人心喜。我二十几岁时也有过这样的设想,发过议论,主张语必己出,要是实录,又有文采。1956年也几乎成为事实。我给周游写信,表示愿意写;不久,又和吴晗通信,承担了南北朝史话的写作。吴晗告诉我,他自己写明,邓拓写清,两晋由何兹全,金由冯家升,春秋由陈懋恒,秦由翦伯赞,南北朝剩下来了,就给了我。

大约不到一年,史话写完了。南朝部分先完成,寄往北京,吴晗阅读了全文,给我写信,要我就那样写下去,快点写完它,并说已决定把南朝部分先印,分给其他各册作者参考。出版社后来还约请了在北京的史学家讨论过这一部分,把许多同志肯定这一写法的意见抄了给我寄来。1963年全书完成,13万字,注文比正文少不了多少。吴晗不赞成加注,说是通俗读物,不必说明句句都有来历。注作成未全寄,已寄的被退回。这未全寄和被退回的东西,十年动乱中全成了灰烬。

我看这本书的清样大约是在六四年春夏之交,估计年底可以出版。不久,李秀成是个叛徒的小文章为全国所注目。我那本史话当然不久也就被“工农群众”和“青年学生”判为不通俗,存在许多问题而不出版了。出版社的同志煞费苦心地按这个调子给我写了一封信。收到信,我有些黯然,也预感将有一场风暴要来了。

学校已经充满了火药味。我依旧上课,同事们见面,不交一言,非常严肃。时代精神的讨论,使人瞠目结舌,只有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才是时代精神的代表!我内心十分痛苦,十分清醒地以为马克思主义是在被玷辱、被宰割。但我这个“满身是资产阶级泥污”的人,只好独坐斗室,叹息“中年儿女犹为累,四卷雄文学去私”了。

此后七年,什么事也不能做,什么书也不能读。在学校附近的生产队,拉了两年粪车,目中无人地走在从这个生产队通往学校的大路上,晚上被关在历史系的小屋里读宝书,九点半才放回家。难得有不劳动不学习的日子,就从一半已经作了衣柜的书橱中取出《通鉴》,像看小说一样的看下去,真正感到是在过着史无前例的日子。

意外地盼到了四凶翦灭,更意外地在1977年秋天到了北京。离开北京已经二十一年了,天依旧是那样的蓝。我是得到北京出版社的通知,说《南北朝史话》准备印,要我去北京最后一次修改的。

出版社把一位专家对史话的审查意见交给我。厚厚数十页,工作做得非常认真,我仔仔细细地读了。真没有想到我错误会那么多!仿佛又是在读大字报,接受批判,心潮如海,站立不安。但这几年我的脑子清醒了。史话说刘宋大将到彦之年轻时挑过粪,就是美化地主阶级,这是绝对不能使人心服的。斛律光被杀,北周为之大赦,被指为没有根据,当然也会因出自专家之口而使人信服(这是明明白白见之于《通鉴》的)。

审查人结论性的意见是:作者南北朝史熟,文笔好,但观点不对,发表了更易传播毒素。谢天谢地,出版社并不同意审查人的意见。改完全书,我正式向他们表示,我一个字也没有按照审查人的意见改,除了“走向文明”这一节中被指出的一处知识性的错误。

“托身人上,忽下如草”,讲的是梁武帝萧衍。初稿是写过八遍才定下来的。这回又重写了。对这个人物的评论,从来就有分歧。我是同意范文澜先生的意见的。我自己没有什么新东西。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有一些问题,曾和吴晗同志通信讨论过,大的如民族融合,小的如斛律光父子的评价。吴晗总是明确地表示自己的意见的。

19793月,我改正之后,写了一首诗:“廿年遭弃置,投老喜逢春。海国梅争艳,江城梦尚温。文章思杜牧,议论惜王存。老妻相对语,哀乐总难论。”感慨是很深的。在上海很多老友,许杰、徐中玉、刘哲民、陆诒都得到改正,真像是寒梅给人间带来了春色。我又想到1938年初夏和周游等同由延安至武汉,决心去抗日前线采访新闻的往事,仿佛还是昨夜的星辰。在昆明的好友,丁则良和王逊,却往而不返(王逊五七年后也郁郁而死),看不到人间的春色。

1979年以后,我的工作,一是教书,二是编书。这年秋天,为新入学的中文、历史两系学生讲中国通史,每周四课时,讲一学年。原始社会的材料,几乎全部是新的。暑假中,除去青岛休息来回十天外,全部时间都用在阅读这些材料。但讲课却不过一周。我还为华东师大古籍整理专业的研究生讲了魏晋南北朝史的专题:民族问题、流民问题和这一时期的土地制度。1980年开始,招了一名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生,1982年又招了二名。宋史研究生招得多些,迄今已有八人。不论是哪一门,第一年都读《通鉴》,遇重要问题找史源,这样,熟悉一些书,懂得一点校勘和考证,更可以具体认证这部巨著作者的求实精神和以史为鉴的思想。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生,第二年读十二史,从《三国志》到隋志,要找问题,越多越好。宋史研究生第二年则通看标点本《宋史》全书,纠正十五卷纪、志、传中校读之误。

1980年开始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的宋史卷,耗费了不少精力。仅确定辞目,就差不多花了十个月。人物辞目,从《宋史》、《宋史翼》、《宋诗纪事》、《宋人轶事汇编》中,选来选去,增增减减,稿凡四易才定下来。我主张这本词典要收旧史中全部成词的东西,礼、乐、舆服、仪卫全不能有所遗漏。因限于条件,当时只能照现在这个样子进行工作。现在,《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已经出版了,旧史中的食货、职官,卷中收得不少。这都是过去所说的专门之学,读者乍见往往不得其解的。

对于历史人物的研究兴趣,我很早就有了。30年代末,沈从文先生说要为孙中山作传,就心向往之。他的自传和记丁玲,曾使我读之不忍释手。为曹操、武则天翻案的时候,我很兴奋,虽然没有发言的机会,却对同在患难中的朋友窃窃私议。三十多年来,历史研究中的问题很多,历史人物研究中的问题也很多。从1981年起,我就公开发表这方面的意见。曾对历史系去中学实习的学生说,中学历史教科书有许多问题,不讲人物是一个。人物要讲。讲历史要讲得有血有肉,有声有色,没有人物的活动,就真是剩下几条筋,干巴巴的了。后来又在几所大学,以谈谈历史人物的研究为专题,讲了几次。

1982年病中,不能做事。天天抄录已经阅读过的有关范仲淹的材料,依年代顺序,誊满了两本笔记本。还在幼年,读《岳阳楼记》,已经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所感动。1971年点校《宋史》,宋事知道得多了,对范仲淹这个人也了解得多,也更有感情了。1979年便决定为他写传。1982年暑假写了五万字,后来时作时辍,直到去年才成初稿。已开始修改,希望夏天能脱稿付印。

研究宋史,比研究宋以前任何一史的材料多,这是非常有利的。但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近几年才迈开大步。我认为要分门别类研究宋史。先集众力搜集材料,搜集材料要全,要多,要繁富。在这个基础上,一个专题,一个史,进行编写。如写政治,写军事,写经济,写学术。政治中又可以分很多专题,君臣可以作一个专题,君民又可以作一个专题。写专题时,写史时,要求真,要求精,要求简净。这两件工作做好了,才能对有宋一代的历史有个通解,才能做出具有规律性的结论来。我正在筹划做这样的工作,我希望还能工作二十年。

在史学方面,我以为历史经验的研究值得十分重视。对过去几千年的历史,要重新改写。

 

 

198624)

摘自《世纪学人自述——程应镠自述》一书(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01月)

 

 


发布者: 网站 管理员
发布日期: 2009/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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