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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献教育 桃李遍神州


——教育理论家陈科美传

陈科美(1898—1998)又名锡庆,湖南长沙人。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民进上海市委第六、七、八、九届委员,徐汇区第六届政协委员。他幼年曾学“汉学”八年,青少年时期接受新教育。1920年赴美国留学,曾师从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攻读教育哲学博士学位。1926年回国,先后在北大、大夏、复旦、暨大、华东师大、上海师大等高校,讲授教育哲学等课程。他的代表著有《新教育学纲要》、《美育应作为全面发展教育的组成部分》以及《上海近代教育史》。其中,尤以他的美育论述为亮点。
除科美勇于创新、勇于探索,其不折不挠的求真精神深得学界同仁尊敬。先生暮年,老当益壮,仍潜心研究美育,旨在使人的培养能沿着德、智、体、美、劳的道路和谐发展。陈科美的一生,是爱国爱生结合、教书育人双馨的一生,值得后人学习、传承、弘扬。
 
  教育生涯路漫漫   学术成就结硕果
陈科美,1898828日生于湖南长沙一个贫困店员家庭。其时,正值维新变法之年,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陈家清贫,其母劳苦终日,目不识丁。其父贫农出生,也未入塾读书。因此父母殷切企盼后辈读书上进。1903年春刚满4岁的陈科美就被送到长沙乡下读“汉学”(其父不信“洋学”)。他的发蒙老师姓邹,第一件事就是用《诗经》上的一句话“则笃其庆,载锡之光”为他取了学名。于是陈锡庆就成他用了十年之久的大名。
1903年春至1912年夏,他共念了八年“汉学”。这八载的旧教育为其奠定了深厚的汉学基础。《三字经》是他的启蒙读物,接着念《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之类可以吟哦易记的读物。后来念《五字鉴》《幼学琼林》“四书五经”等属于历史、天文、地、修生、治道高级典籍。八年寒窗苦读,培养他阅读和写作的能力,养成他终生手不离卷酷爱读书的优良习惯,和“学而不厌”的学习精神。
1913年,15岁的陈科美报读长沙一所著名的私立修业高等小学。该校以“爱国尚武,公勇敬朴”为校训,爱国思想蔚然成风。由于他的学业成绩每每列前茅,深受校长黄海润和历史教员徐特立的器重和特别关照,两年半的教育,培养了他的科学精神、爱国情怀以及体育运动的习惯和对艺术的兴趣,为其以后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打下初步基础。
1915年秋,他考入私立雅礼大学预科,改名科美。因当时他认为古今中外的学术从根本上说不外乎科学与美术,合而为哲学,故以此作为终身研究的对象。雅利大学英语要求很高,逼着他苦读英语,为他今后“两洋横渡,百史纵观”奠定了语言基础。在雅礼的5年间,国内辛亥革命失败,军混乱,国外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列强无暇东顾,日帝乘机崛起,侵华野心嚣张。他说:“国难的严重和国势的危急,激发了青年们的爱国热忱,掀起了我们的救亡运动特别在五四前后,我们参加的爱国救亡运动扩大而为新文化运动,其波澜壮阔,至今回忆起来,犹在胸中荡漾。此时,同学们都把读书与救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有的考虑,要以实业救国;有的想经营实业,以经济救国;我课外阅读一本教育名著——卢梭的《爱弥儿》,认为教育是救国的根本之图。于是,我立志学教育,作为救国之计;并在暑假中,与几位同班的要好同学,创办暑期儿童补习学校,后改为工读学,扩充为协均中学”[]
1920年夏,陈科美远涉重洋去美国留学。二十世纪初期,国际国内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先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继而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再是1917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接着1919年是中国爆发了以科学和民主为思想核心,以反帝反封为政治目的的五四运动。就是在1919年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应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江苏省教育、浙江省教育学会等单位的邀请,于430日起访华,在长达两年零三个月的时间里,杜威在中国13省市作了两百多次教育演讲,宣传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中国教育界影响极大。陈科美就是在这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去美留学学教育的。
陈科美在美留学六年。前三年,他在伊利诺斯州立大学教育系,为拓宽知识面,还选修了天文学、细菌学、社会学、文学名著选读等课程。他说:“这三年过得很艰苦:一方面要和美国学生一样学习,另一方面还要寻找零星的工作,以维持日常生活。这三年的大学教育,为我以后对教育和教育哲学的钻研奠定了一个广泛的学术基础,也帮助我建立起一种客观的和科学的研究态度。”[]后三年,他是在研究院度过的。第一年,他进入私立芝加哥大学教育学院主修教育学,同时,由该校校长赫钦斯(R..M.Hutchins)安排,每天在图书馆工作2小时以弥补经费之不足。在获得教育硕士学位后,他深感研究院的教育,受制于客观事实和调查实验的局限,需把教育实践和科研成果提升到教育理论的高度,才能高屋建瓴,高瞻运瞩。于是,他决心研究教育哲学。经院长吉特(C.H.judd)指引,他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哲学系,在杜威教授和克伯屈(W.H.Kilpatrick)主任的直接指导下,他钻研了两年的教育哲学。除修学本系课程外,还选修教育社会学系、教育心理学系、哲学系等若干课程,参观访问了纽约市帕克赫斯特实验学校以及美国东南各州的进步学校。与此同时,他阅读了大量参考书籍,构思自己的教育思想体系,努力准备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教育哲学大纲”。但终因不胜负担高昂学费,博士学位论文未能全部完成。“然而,我并未因此而感到很懊恼,因为我归国后的治学和著作,依然是这种研究和这个大纲的基础上完成和发展的。”[]
1926年夏,陈科美与四位同学结伴归国,横渡大西洋,穿越欧亚大陆,直抵北京,因时任北京大学教育系主任的老同学高仁山邀请,他曾有意留在北大任教。但因时正值北伐战争,京畿秩序不稳,大学不能复课,聘书迟迟不到,只得离京去上海谋职,任教于私立大夏大学。期间,他为《新教育评论》写了《介绍克伯屈教授》一文,传播设计教学法思想。1927年春再到北大任职,他一方面担任教育哲学等课程,一方面协助高仁山办理艺文中学,实验道尔顿制。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参与《新教育评价》周刊的编辑和高仁山组织的一些政治活动。
1927310日,倡导设计教学的美国教育家克伯屈(W.H.Kilpatrick)应中华教育改进社邀请来我国讲演。先在上海与光华大学教育主任朱经农、商业大学主任程其保等讨论中小学教育问题。5月,克伯屈离沪去京。其后,他在北京教育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大二院、北师大、女子大学、法政大学、香山慈幼院等校发表演讲。讲演的题目有:文化变迁与教育、道德教育、养成学生之自动能力、中国目前之教育问题、现代教育方法批评与中国女子教育问题等。当时,陈科美以克伯屈的翻译身份,陪同观光游览,广泛接触北京教育界的同行,联系中国教育实际,开阔了学术视野。
因为北京局势再度混乱,大学停课。陈科美于19278月返回上海。自1927年夏至1949年的23年间,陈科美均在上海从事教育工作。历任暨南大学师范专科主任、教育学院代院长、真如实验学校主任、复旦大学上海补习部教育系主任等职。在这段时期里,陈科美所教的课程甚多,凡上海有教育系的高校他都去上课,课程内容诸如,教育学、教学哲学、教育原理、教育社会学、现代教育思潮、中国教育史、西洋教育史、哲学概论与逻辑学等都是他的讲授课目。
陈科美在民国时期的著作有:《新教育学纲要》、《新教育学》、《教育社会学》)、《教育社会学讲话》。并撰写了10多篇文章,诸如《英国教育家心目之美国教育》、《适应论》、《教育新铨》、《中国民族与教育》、《中国教育改造与中华民族性》、《救亡教育的根本方针》、《现代教育思想与中国教育改造》、《适应的民族教育》、《教育学为哲学乎亦为科学乎》、《西洋近代教育学术上之论战》等。他的教育著作与教育论文对中国20世纪教育学科的建设起到了一定的奠基作用。
抗日战争、特别是上海沦为“孤岛”时期,陈科美除著书立说和从事教学活动之外,还与当时的进步学生社团联合创办义学。据当时复旦大学教育系褚应洪(陈科美的学生)等回忆:“抗战不久,上海即沦为孤岛。上海复旦教育系三、四年级学生,觉得毕业在即,谁也不愿混迹汪伪政权,而又找不到工作;同时又看到哀鸿遍野,到处是失学的青少年,同学们却想为抢救他们出一份力。于是,在陈科美老师的赞助下,由贾成华、胡国恩、沈素贞、刘榕初等同学于1941年借培明女中两间教室,办起了培明义务夜校,学生的学杂费一概免收;当时的学生,除失学青年外,还有小学程度的成年人。”[]但是,培明义务夜校成立不到一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日军开进租界,晚上有宵禁,人心惶惶,培明夜校被迫停办。复旦大学也暂停授课一学期,教育系同学为保持相互联系,自动组织了‘读书会’,轮流在同学家中聚会,经常探讨教学业务和座谈时势,到1943年初,同学们租借到武定路稽山中学部分校舍又创办了‘越旦实验小学’,由陈科美教授任校长,汤利帮同学任主任。”[]
陈科美一直支持复旦大学“爱弥儿联谊会”这一学生进步组织。这个学生进步组织最初是由学生义务办的学校,为的是便于在日伪时期公开活动,不以“曙光”、“洪流”为名,而以卢梭教育思想的代表作《爱弥儿》为名,意为反对封建教育,尊重自然、尊重人性。其活动形式是读书、办学、义演、座谈时势等。1947年,因“爱弥儿联谊会”会员“豪情满怀,向往光明”,中共地下组织及时以“爱弥儿联谊会”为据点,广泛教育同学,组织同学,使“爱弥儿联谊会”出现了新的转折,从演戏、办义学为主,演变为在地下党领导下参加政治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爱弥儿联谊会”还办了《爱弥儿》丛刊之一《人民的教育》。[]

1948年,陈科美(前中)与复旦大学教育系爱弥儿联谊会全体会员合影

1985年由原“爱弥儿联谊会”的骨干成员倪江松、褚应洪撰写《复旦爱弥儿联谊会的产生及其活动》一文。成文后,请长期支持该会活动的陈科美先生撰写前言。他在“前言”中说:“捧读《爱弥儿联谊会的产生及其活动》,回忆起四十多年前的往事,再联想到最近一年,联谊会成员的情谊,我可以写一篇千言万语的长文;但文不在长,而在乎真,联谊会的产生及其活动就在其成员的真情意,就在其成员所表现的热爱祖国和热爱教育的精神和实践。为此,我怀着愉快和激动的心情,略抒所感。”[]

新中国成立后,从19497月到19567月,陈科美先后在复旦大学教育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任教。19567月陈科美调到新建立的上海第一师范学院任教育学教研室主任,后在上海师院、上海师大教育系任教。在五亿人口获得解放、人民政治热情空前高涨的全新环境中,他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转变。他在自述中说:这段时期“教的工作减少了,学的机会增加了,尤其对马列主义的学习,形式多样,学习集中。如华东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的学习和毕业,土改和思想改造运动的参加和实践,以及教育改革工作,参观和访问,都给我以深刻的教育……对我来说,要在新中国,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而奋斗” []
当然,新中国的建立,对旧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全新的环境,根本的转变,需要一个适应和改造的过程,陈科美也不例外。正如他自己所说:由于教学情况在解放后完全改变。“因学习苏联,教育系只设教育学,而且大家都要学和教凯洛夫《教育学》。这样,过去的课程庞杂转变到统一,可说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令人无法适应,教学不免被动。”[]但他依然豪情满怀,不仅积极参加教学工作,还参加中国化教育学的编写,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分册的编写,主编《上海近百年教育史》,还合译《学会生存》以及其它大量外文教育书刊和资料的翻译。
1961年,在党的“双百方针”指引下,美学界展开了学术大讨论。陈科美和教育学、心理学教研室的教师积极投入美育的大讨论。他先后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两篇颇具学术造诣,很有社会影响的美育文章:即《美育应作为全面发展教育的组成部分》和《美育的任务和实施原则》。美学问题与美育问题的讨论,均属学术之争。而且,在中外教育史上,历来重视美育,如古代希腊的和谐教育思想里早就提出美感教育。中国古代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其中“乐”就是美育,中国近代教育家蔡元培也十分重视美育。但在十年“文革”期间,陈科美却因上述美育文章以及他有杜威、克伯屈等洋导师的背景,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挂牌、批斗。但他依旧乐观,饭照吃,觉照睡,诗照写。1967828日是他的七十岁生日,他即兴赋诗《七绝》五首。第一首是“人称七十古来稀,七十如今未足奇。是否稀奇吾勿问,茶香睡美饭如饴”。第五首是“迟迟悟道愿长违,今日方知昨日非。换骨脱胎休恨晚,夜来明月发清辉”。
1981年,陈科美在中断了20年教学工作之后,又重操旧业,为教育心理学班开设教育哲学课,和同学们研讨杜威教育哲学思想。
19825月,他出席全国教育史讨论会。这次年会主题是讨论中外古今著名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如中国的孔子、徐特立、陶行知等和外国的教育家杜威,赫尔巴特等。他撰写的《杜威教育哲学的重新探讨》,引起了与会同仁的重视,并公推他在大会发言,改变了一段时期将杜威完全否定的状况。会后,他的论文被刊登在1982年第2期《上海师范学院学报》上。
1986年,88岁高龄的陈科美,依然老当益壮,领衔出任硕士研究生马林的指导老师,对美育进行专题研究。并于199512月师生联合出版《美育研究论集》。在该书序言里,陈科美说:“这是一本纪念师生友谊的文集。马林在上海读书的三年里,我们师生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本文集是对我们师生友谊的最好的纪念”。[]是年陈科美,已97岁高龄矣。
1990年,陈科美92岁,他念念不忘中国社会主义教育哲学的研究和编著,亲身撰写《中国社会主义教育哲学导论》提纲,其一级标题是:一、教育与经济和政治的关系;二、自觉地连续适应的教育哲学;三、自觉地连续适应的教育哲学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在该纲要的结束语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提供的教育哲学,能否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最后取决于实践的检验。此种检验的规模可大可小,小则区县,大则省市,至于全国。……笔者虽九二之年,凡有志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同志,请来携手协作,完成此一崇高的历史任务。”[11]这是他对未竟事业的深深遗憾,也是对后继者的热切企盼。
1997828日,上海师范大学为陈科美先生庆祝百岁寿辰。在会上,大家对其学术、人品皆作了很高的评价。直至今日,他家厅堂上乃悬挂着“任教六十年,桃李满天下”的匾额,而在他生前每逢节假日亦常有暨大、复旦、师大的学生同事前去探望或拜年。
1997年年底,陈科美应邀出席港澳教育园地园丁联谊晚会,作为教育界的代表人物受到热烈欢迎,并被赠予香港回归纪念鼎。不数日,即感风寒,医治无效,于199812日溘然与世长逝,享年百岁,堪称人瑞。
 
《新教育学纲要》 20世纪的教育名著
1932年陈科美撰写的《新教育学纲要》,经过64个春秋,于2006年入选《二十世纪教育名著丛编》,这是《丛编》编者瞿葆奎、郑金洲、程亮给于本书应有的历史地位。正如他们在《中国教育学科的百年求索》——《二十世纪中国教育名著丛编》代序中所说:“20世纪是中国教育学科艰难创生,曲折发展的世纪。伴随着中与西的文化激荡,传统与现代思想交融,中国教育学科逐渐从译介走向编著,从移植走向创生,从草创走向发展。教育学者们“以执著的精神、笃实的态度、质朴的思维,成就了中国教育学科发展史的世纪篇章。”[12]为使教育学科贴近中国教育实践,并裨益于中国教育实践,自然成为许多中国教育学者百年的学术追求这是中国教育学科发展的内在驱动。也就是说,中国自身的教育实践,要求教育学科从“进口货”逐渐成为“中国化”,逐渐走出“照抄照搬”的阶段,开始对我国的教育科学做“改造”、“删削”、“添加”、“参合”、“改易”和“融化”的工作。而陈科美和他同时代的中国近代教育学科奠基者们所做的就是竭力使教育学科中国化的工作,是一项功不可没的工作。
《新教育学纲要》有十章。分别阐述教育的意义、基础、目的、材料、方法、组织、环境与效果,以及中国新教育概说和教育研究。
“教育意义”    该书对教育的意义作了中西合璧的解析。陈科美将厚实的汉学功底和渊博的西方教育史知识相结合,指出中国“教育”的字义系指“示人模范,使之效法,并养育之”。西方“教育”系指天生的能力。因此,他认为“中国教育”着重被动,西方“教育”着重自动。他认为近现代教育主要分为“学校教育说”和“教育即生话说”,前者脱离社会生活,后者又过于宽泛。鉴于两种说法的缺陷,他另立一说,认为“教育乃意识之连续适应(Education as Conscious Readjusment)”。
“教育基础”   陈科美认为,教育有生物与生理基础,才有“连续适应”的可能;有心理与社会基础,才有“意识的连续适应”。生物与生理基础系指所有生物都具有的五种性能:(1)创造力;(2)保存力;(3)多样性;(4)合一性;(5)灵觉性。心理与社会基础是指本能、心能、兴趣和习惯。
“教育目的”   教育目的依人类意识作用而产生,可分特殊目的和普遍目的。特殊目的取决于特殊阶段适应其环境与人生之需求。普遍目的是视全体人类适应生活之共同需求。理想而普遍的教育目的在于全体人类生活的适应。因此,教育根本目的,在于人生的继续与发展。
“教育材料”    教育材料是为实现教育目的而选取的材料(即教材)。教材“预备说”者认为教育要预备生活。“教材生活说者”以改造与改进儿童现在的生活为目的。他认为此二说各有片面性,教材的选择首先要明白教材有两个特性;即“能适应”和“能刺激”。
“教育方法”    教育方法简称“教学法”,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教学法着重机械训练,广义的教育方法指培养全部人格。但前者机械,后者空泛,使人无从着手。所以他认为合适的教学法应该从全部着眼,各部入手。进而他指出“发展人生能力最有意义之方法”,应把“活动原则”(给予学生充分活动的机会)和“指导原则”(给予儿童适宜的指导,唤起能力向前发展)结合起来。
“教育组织”    教育组织是专为教育所设的一种社会组织。家庭、社区等固然是社会组织,因其负有教育之责,也可以看作教育组织(广义的教育组织)。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的复杂,必然产生特殊、严密的专门的教育组织——学校,以及教育行政机关。
“教育环境”    陈科美在书中所说的教育环境,并非泛指一般环境,仅特指学校环境。学校环境最能代表教育环境,其内容包括物质的与社会的两方面。学校的物质环境包括校舍与设备。学校的社会环境包括教师和学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学校、社会环境,才能培养学生的团体生活观念、知识、情感、态度和习惯。
“教育效果”    教育效果是教育历程的最后部分,它判断全部历程的成败。教育效果有两个特征:一是永久性,即“教育影响生活,经久不减,百世可稽”;二是循环性,即“教育影响所及,辗转传达,至于无穷。”教育效果可从“教育全部效果”和“学校教育效果”两方面来考察。
“中国教育概况”   本章除介绍当年三民主义教育的目的、方法和组织外,着重探讨20世纪早期中国教育的成效:小学生数量有较大发展,教学法与课程也得到改良;中学生数量有增加,而学生品质颇成问题,还存在教学法守旧、课程不切实际与德育不良等;至于大学教育,学生人数虽增加甚速,但品质却每况愈下,学风颓废,程度降低。
“教育研究”    教育研究直接促成教育实施的完善,间接服务社会生活的需要,是生活与教育的枢纽。教育研究在历史上经历了三个阶段:(1)主观推理研究——自苏格拉底至赫尔巴特的时期;(2)客观的科学研究——自莱因至实验教育派的时期;(3)科学的、哲学的研究——现代教育研究,走向科学与哲学的融合。教育研究可分为纯理与实际两部分,每部分又可分纵、横、深三方面。
纵观全书,《新教育学纲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力求本土化,不仅设“中国新教育概况”专章,而且对“教育”概念的解释也采用中西合璧的方法。二是着力创新。作为杜威的学生,他在肯定杜威教育观的合理性的同时,也指出了他的不足,并非机械照搬。他说:“杜威之‘教育即生活’说确能指出教育之真谛,故其影响于今日之教育者甚大。惟吾人进一步研究,仍发现其缺点,不能不另立一个更圆满之说以代之。杜威学说之缺点有二:(一)解释生长之内容尚嫌简单;(二)教育之范围过于广泛。比较圆满之新解释可名之曰“意识之连续适应说。”[13]
在世纪学人陈科美自述中,他说:“关于创发,我在美国构成的教育思想体系,在归国后继续研究,于1929年发表了《教育新铨》,1932年出版《新教育学纲要》,1946年出版了《新教育学》,提出‘教育乃一意识的连续适应之历程’。这一学术观点,是我长期研究和体验出来的教育看法,也是我今后要继续钻研和发展的教育思想”。[14]
 
坚持真理说真话 美育思想闪光辉
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党的“双百”方针指引下,以朱光潜、李泽厚为首的美学界,展开了以美的本质为核心内容的大讨论。时任上海师院院长助理兼教心室(教育学、心理学教研室)主任的宋兰舟,为使美学的讨论联系实际引向深入,发动和组织教心室教师联系党的教育方针,讨论美育问题。当时参加讨论的有华东师范大学与《文汇报》教育理论部的一些教师。陈科美不仅参与了讨论,还于19611962年间,在《文汇报》上发表了《美育应作为全面发展教育的组成部分》以及《美育的任务和实施原则》。十年“文革”期间,他的美育思想遭到批判,但他对美育的研究并没有中断,“文革”结束后,他连续发表了《中国社会主义美育的探讨》、《论美育的基本原理》、《论美育心理的要素及其运用范围》、《论美育和德育的关系》以及《论美国中小学艺术教育的现在和未来》等文章,阐述他关于美育的研究心得成果。
纵观他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七篇美育文章,其美育思想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关于美育应作为全面发展教育组成部分的思想
在《美育应作为全面发展教育组成部分》一文中,陈科美说:“关于美育,问题也不少,而中心问题是美育在全面发展教育中的地位问题。”[15]从最近几次的美育座谈中,对于美育的重要性大家都一致同意,认为美育是人的全面发展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但对于把美育作为全面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意见分歧得很。”[16]他认为,在对人的培养和教育方面“美育有其特定的作用和特殊的任务。它的作用、任务可以在其它三育中发挥和完成一部分,但不可能充分地发挥和全部地完成,除非把美育确定为全面发展教育的组成部分之一,这个主张是我所赞同的。”[17]为进一步论证美育作为全面发展教育组成部分的必要性,他还对美育的性质作了深入剖析。他认为,“美是一种价值,它产生于人类的社会实践。”[18]但不同于其它的价值(如真与美的价值)。其所以不同,在于美的对象,即美是鉴赏的对象,而不是认识的对象(真)或道德的对象(善)。总之,我们不仅要遵循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去改造世界,而且要按美的法则去改造世界。美这种价值之所以不同于其它价值,还在于美存在于形象性之中,人们通过形象,才能感受和表现出来。“如果着重现象非常典型而逼真,能使人情感激动,啼笑俱来!”[19]他又说,美这种价值之所以不同于其它的价值更在于感情化。美之所以这样激动人,就因为充满人的情感,震荡着人的心弦,使人的整个精神状态都带动起来而一起反应。因此,不应当把美育单纯地看作进行政治思想或三育的手段,也不应当把美育笼统地包括在三育之中,而应当把美育作为全面发展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才能充分发挥它的特定作用。
与此同时,他还从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来说明美育应作为全面发展的组成部分。他说:“广泛的艺术教育早已开始,它一直是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20]可以断言,这种需要今后决不会缩小而只会加强,要加强就必须确定美育的地位。他认为,我们必须注意对年青一代进行美育的需要,通过广泛的美育和集中的艺术教育,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培养出一批普及艺术工作者和艺术专门家。但这些任务的完成并非轻而易举,必须确定美育的地位,充分发挥美育的作用。总之,我们从美育的性质和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来看,美育不仅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我们现在应当把它确定为全面发展的组成部分之一。
2. 关于美育任务完整性的思想
陈科美在确定了美育在全面发展教育中的地位之后,紧接着就论证美育教育任务的完整性和多样性。
他说:“关于美育的任务,我认为,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美育的基本任务是培养学生充分感受自然美,社会美、生活美和艺术美的能力;(二)美育的中心任务是培养正确的鉴赏美的能力;(三)美育的巩固提高的任务是发展学生主动表达美的才能。”[21]他指出,美育的三项任务,也就是美育应努力完成的三个目标。而这三方面的任务是密切联系的,它们体现了美育的总方向。
3. 关于美育教育原则相互联系的思想
陈科美认为,为了有效地完成美育的目标和任务,必然要探讨美育教育实施过程的原则。他在1962年《美育的任务和实施原则》一文中,提出了美育实施的五大原则:即(一)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紧密联系;(二)情感体验与逻辑思维的正确结合;(三)艺术的内容和表现方法的统一掌握;(四)在全面发展的前提下因材施教;(五)在循序渐进的过程中经常持久。陈科美特别强调地指出:“以上五个原则都是有联系的,不能孤立地运用。第一个和第二个原则是方向性的,全部美育的实施所应遵循的,否则联系不紧结合不当,就会把美育变成德育和“情育”,或使美育跟德育和智育对立起来。第三个原则是组织性的,是组织艺术的教学工作所应遵循的,否则组织不当,尽管全部工作方向对头,仍收不到令人满意的教育效果。第四和第五个原则是比较特殊的,是艺术教育的实施应当特别注意到的,否则艺术才能的发展在中小学的美育中,将失去培养的坚实基础”。[22]
美育实施原则是美育教育过程规律性的反映。陈科美关于美育实施原则相互关联的思想对中小学美育的教育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4. 关于我国美育必须重视社会主义性和民族性的思想
陈科美认为,中国现在要求建设两个高度文明,实行三个面向,迫切需要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美育,这是因为人类长期摸索出来的美育是颇为光辉的创造,但还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主义的美育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开始在实践中出现的。因为,共产党一向把审美教育看成是对群众进行共产义教育工作的一个不可少的有机部分。”[23]
他在论述我国美育社会主义性的同时,又指出美育的民族性。他说:“在每一个民族的发展中,形成了一定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心理状态等,这些特征在艺术作品上打上了自己的烙印,这对一个民族的美育理想和实践也不例外”。[24]那么中国美育的民族性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他认为“中国美育有两大特点:一是理论与实际的紧密结合;二是政治与美育的有机统一”。[25]他认为,这正如《乐记》所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止,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他从中国历史上美育与政治的统一,进而论述今天中国之美育,顺理成章把美育与四个现代化和两个文明的建设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使其成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有机组成。
5. 关于美育与德育关系最为密切的思想
陈科美认为,德、智、体、美是相互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而其中,尤以美育与德育的关系,最为密切。首先,他以美与善的关系论证德育与美育的关系。“人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26]进而以中外教育史的史实加以论证。诸如,古希腊斯巴特“为了把奴隶主阶级子弟培养成为坚强的战士,要教化儿童学唱各种赞美歌和军歌”[27]柏拉图认为音乐有潜移默化、美化心灵的作用,而主张“儿童从小要学习音乐。”[28]他还认为资产阶级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家,如维多利诺、蒙旦、拉伯雷等,为了从封建制度下解放出来,无一例外,都把美育与德育结合起来。最后,他还联系中国古代教育传统来说明美育与德育的紧密联系。正如孔子所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29]荀子进一步主张“化性起伪,礼乐相济。”[30]
6. 关于重视美育心理研究的思想
陈科美认为,我们研究美育和实施美育,又不能不重视美育心理,因为美育与智育、德育、体育一样,都要建立在心理学研究的基础之上。如果不研究心理学,你就不会懂得,人们为什么爱好优美、厌弃丑恶?他从三个方面逐个剖析美育心理:一是审美感知,“这是对客观事物的具体反映,这种反映是内感官直接感知事物所有的独特的个别特征和整体面貌”;[31]二是审美感情,“审美意识中的强烈感情,是评价态度中的重要因素。如果审美意识中缺乏感情,它就成为不可思议的了”;[32]三是审美意识,“审美意识可以说是审美认识的总称。审美感受是审美意识的一种形式。它是一种复杂的心理状态,它通过一系列的状态(快乐、兴奋、感动或愤怒、痛苦、悲哀等)具体地表现出来,使审美感受获得特殊的色彩。而审美意识、审美感受、审美趣味、审美判断、审美理想,由低级走向高级。”[33]总之,他认为,美育心理的研究,有助于将美育的教学过程建立在心理规律的基础之上,以提高美育教学的效果。
7. 关于美育跨国比较研究的思想
1982年,陈科美在《外国中小学教育》杂志第4期上,刊登了《试论美国中小学艺术教育的现状和未来》一文。在文章中,他说:“本文让美国一个专门小组所观察和调查的报告材料说话,对美国中小学艺术教育作一连贯的扼要介绍,并摘译三篇有关的报告,请读者自己去了解、判断、参考,或借鉴”[34]。他指出,了解美国中小学艺术教育的目的,使我们可以从一个国家艺术教育的发展的情况,“直接看到它的审美教育的发展情况,也可以间接看到它对审美教育的认识程度。”[35]教育上跨国比较研究是他一贯的思想和研究方法。他的国学功底、外文基础和留美学习经历,为其美育或整个教育研究上的跨国比较研究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总之,美育思想是陈科美教育思想中熠熠生辉的亮点。他一生研究美育,也一生与美相伴。九十一岁生日那天,他赋诗一首:“每岁生辰喜赋诗,良辰自觉动幽思;成功往事常加勉,未卜前程每自知;诸葛一生唯谨慎,东征西讨任驱驰;人生增寿须增福,德智体美亦随之!”
 
《上海近代教育史》 耄耋之年的学术力作
20世纪70年代后期,上海师大教科所以陈科美教授为首,部分教育学教师参加,组建了《上海近代教育史》研究组,着手收集资料并进行分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于1988年邀请华东师大教育史专家进行联合研究,前后长达40年之久。2003年由陈科美主编(金林祥任副主编)的《上海近代教育史》(18431949)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研究上海近代教育史的学术力作。其编辑的指导思想是:一、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二、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三、坚持古为今用的史学观点;四、坚持近代上海的地方特点。全书共十章:第一章、开埠前的上海教育;第二章、太平天国运动时期的上海教育;第三章、维新运动时期的上海教育;第四章、清末“新政”时期的上海教育;第五章、辛亥革命时期的上海教育;第六章、五四运动和大革命时期的上海教育;第七章、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上海教育;第八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上海教育;第九章、上海的租界教育;第十章、上海的教会教育。
本书的编写以历史阶段为“经”,以教育家为“纬”。对近代中国教育有特殊贡献的著名教育家,诸如:徐光启、盛宣怀、马相伯、蔡元培、黄炎培、杨贤江、陈鹤琴等,更是浓墨重彩,重点推介。
在这部五十五万多字的《上海近代教育史》的绪论部分,作者揭示了上海近代教育史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中的地位,以及研究上海近代教育史的价值:“如果说中国近代教育史是一部学习西方教育,使中国教育走出中世纪,逐渐实现近代化,在中国建立和发展近代新教育的历史的话,那么,上海近代教育史可以说是这部恢弘历史的一个窗口和缩影”。[36]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11月,上海被迫开埠。自此以后,上海教育开始了意义深远的近代转型,上海近代教育由此肇端”。[37]上海才出现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诸多第一。诸如:“南洋公学师范院首开中国师范教育之先河”;[38]“此外、中、下三院孕育了中国近代学制的雏形”;[39]“经正女学则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子学堂”。[40]“在整个清末期间,商务印书馆编辑和出版的新式教科书,无论在门类、数量还是价值上,都居于领选与权威地位,有力地促进了中国近代教科书的发展。”[41]
该书指出,从184311月开埠,到19495月上海解放,这一百余年的发展历程清楚地告诉我们,上海的近代教育具有以下主要的特性:其一,创新性,上海近代教育敢于突破传统的陈规旧习,勇于求新、创新、敢为天下先。……其二,开放性,上海近代教育的创新性得益于它的开放性。上海近代教育既向国内开放,更向世界开放,成为输入西方教育的“窗口”(例如,法国卢梭尊重自然,尊重儿童的教育思想;德国赫巴特的五段教学法;美国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和帕克赫斯特的道尔顿制(实验室计划)与克伯屈的设计教育等)。这使近代上海成了中西教育交汇的前沿和融合基地。其三,兼容性,不同国家,不同区域的教育,诸如,平民教育、实用主义教育、职业教育、马克思主义教育等各种不同的教育流派和教育理论,设计教育论、道尔顿制、分团教学论等多种教育方法,都能在上海落地生根,并能较为从容地相互比较,交流,融合。因此,上海近代教育不是一花独放,而是繁花似绵,精彩纷呈。其四,实用性,上海近代教育重视为社会进步服务,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服务,强调与民生实用相联系。因此,在我国,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率先在上海提出,职业教育以上海为基地,都不是偶然的。这是上海近代教育实用性的突出表现。其五,灵活性,上海近代教育的灵活性表现在办学的各个方面:如在办学的主体上,既有公办,团体办,也有私人办,而且以私人办为主;在办学形式上,既有普通教育,也有职业教育,特殊教育等。既有正规学校,也有大量补习学校、函授学校,甚至还有工学团等;在入学对象上既有青少年学生,也有失业青年、在职人员;在学习时间上,既有日校,也有夜校,晨校、午校和星期日学校,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办学灵活多样,适应了各种不同的需要。上海近代教育的上述特性,是上海近代城市特点的重要反映。它们是历史积淀的宝贵财富,是上海教育发展的重要资源。”[42]
该书认为,上海近代教育不仅为近代上海的城市发展提供了智力保障,而且在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中国教育走出中世纪,实现历史性的近代转型过程中,上海近代教育实际上担当了一领跑者的角色。她是西方教育输入中国的一个重要集散地,“她是中国近代新式教科书的出版中心,设在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执中国教科书出版之牛耳。”[43]“她是中国近代许多著名教育家从事教育活动的重要基地,蔡元培、黄炎培、陶行知、匡互生、陈鹤琴、杨贤江、俞庆棠等长期在上海开展教育实践活动、进行教育理论研究,有力地推动了上海和全国教育的发展。”
总之,陈科美主编的《上海近代教育史》是一本研究上海近代教育发展史的学术力作。它必将引起人们对上海教育史的重视和研究,为今天上海教育事业的发展发挥承前启后的作用。
 
治学问孜孜不倦 讲人品报国爱生
陈科美终其百年,为后辈交了两份答卷,一份做人,一份治学。
1.立志报国
陈科美秉承明代哲学家王守仁“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未有不本于立志者”的思想,十分重视立志。陈科美在他的自述中说:“无论求学与治学,首先在于立志,以确定努力的方向;然后朝此方向前进,才能集中精力,冲破险阻,百折不挠地越过崎岖的山路,攀登巍峨的高峰。这在我二十四年的学历中反映得很清楚:如私塾中的寒窗苦读,大学预科时的拼命追求,美国留学时经济困难的坚决克服,都是在要求上进和教育报国的鼓舞之下,坚持不懈,才能前进的。这种志向在我归国五十五年的经历中表现更明确:如外国教育理论必须与中国教育实际相结合,教育学术观点应该有补国家民族的改造、生存和发展,”[44]“有了这种志向,我在学习,工作以及社会和政治活动方面,把我的主动性、积极性和主人翁的态度都发挥出来了。[45]在他耄耋之年,依旧壮心不已,学而不厌,诲不不倦。为中国社会主义教育哲学的建设,他大声呼吁“此事所关甚大,所涉甚广,恐非个人之力所能完成;因此我企盼有此想法的同志,组织起来,为建立此种社会主义教育哲学体系而努力奋斗!本人现虽年过八十,身体尚称顽健,精力亦颇旺盛,愿学春蚕,尽吐余丝,为中国繁荣富强增添一丝一缕。”[46]“四人帮”粉碎后的1977年,828日,陈科美曾写《八十初度》一诗:“否极泰来庆八旬,亲朋视我百年春,抓纲治国承遗志,拼命挥毫学铁人;但愿顽躯仍益壮,何愁活力不常新;中华超赶花旗日,纽约重游有老生”。
2.刻苦用功
陈科美认为:“立志是努力的方向,但不是努力本身,故不能希望立了志和定了向,就会努力前进,还必须刻苦用功。”[47]所以“要开动脑筋,以争取有利的条件;激发兴趣,以集中注意力;发挥毅力,以冲破大小难关。所有这些前进道路上必要的努力,可概称为刻苦用功或发奋好学”。[48]
3.用功得法
 用功可分为死用功和活用功。
陈科美认为,“活用功就是用功得法,例如,我在私熟里的前五年,一味死背,就是死用功。但这不等于不要记忆和背诵,我们要吸收间接的书本知识,须多读,多识,多记,日积月累,融会贯通,始能有成。”[49]他说:“我从1918年(二十岁生日)开始写日记,写到1966年,共四十八年”,“但逃不过十年内乱”“为死里逃生终于付之一炬”。他认为“治学方法甚多,除记忆之外还有我国历史发展起来的宝贵方法,如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又如西洋学者近代创造起来的科学方法,如观察、实验、调查、勘探、实习等。这是我国迄未很好发展的优良方法,特别值得我们年轻一代的刻苦掌握和深入精通,以促进科学技术的现代化。”[50]
4.强调“三心”
陈科美认为,治学除立志、用功而外,尚须专心、虚心、责任心。“专心”,即“治学必须专一其心”决不能“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而应“虚一而静”,“一心就是心灵的完整”(杜威)。“虚心”,即“治学必须虚心,而不要自满”,要“虚怀若谷”。“心灵的开放就意味着心灵的接受”;(杜威)。“责任心”,“从事任何工作,都应有责任心,治学当然不能例外”,“要求打破沙锅问到底”。
5.学以致用
在陈科美看来,学的目的是为用,指导实践,造就人才。他说:“关于致用,在解放前,深感国难的严重,多次将我的学术观点应用到中国民族教育改造和救亡教育上去,发表了《中国教育改造与中华民族性》《救亡教育的根本方针》等。解放后,更针对社会主义中国发展的需要,发表了有关教学过程和美育的文章”等”。[51]
6.力求“创发”
陈科美的学以致用是与“创发”联在一起的。他说:“在著述方面,无论是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或为丰富学术文化,我常思有所创发,想到学以致用。”[52]他在治学中,体悟到“创发”之重要。“创发”一词是他提出的,指的是治学必须重视发现、发展、创造,不能默守成规。他一生治学,十分重视创发。例如,他认为“教育即生活说”过于宽泛;“学校教育说”过于偏狭;“鉴于两种说法的缺陷,有必要另立一说,提出“教育乃意识之连续适应(Education as Conscious Readjustment)。再如,对毛泽东1957年提出的德智体三方面的全面发展教育方针,他依据中外教育史,教育现状以及教育哲学思想进行独立思考,提出美育应作为全面发展教育组成部分的见解。这是一种十分勇敢、十分可贵、十分值得倡导的科学的实事求事的做人和治学品德。注重“创发”,是陈科美先生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世纪学人陈科美的一生,是教育为国,教育为民的一生。正如他九十六岁生日那天所写的七绝所言:“生平信念育英才,创造最大乐悠哉。百年树人家国本,满天桃李园丁栽。”
斯人已去,其做人和治学的精神永存!
                                
                       (郁中秀 撰文)


[] 《世纪学人自述》(陈科美自述)第266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0年第1版。
[] 《世纪学人自述》(陈科美自述)第266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0年第1版。
[] 《世纪学人自述》(陈科美自述)第268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0年第1版。
[] 褚应洪:《复旦爱弥儿联谊会的产生及其活动》1985年8月28日。
[] 褚应洪:《复旦爱弥儿联谊会的产生及其活动》1985年8月28日
[] 《人民的教育》(爱弥儿丛刊之一)1949年6月15日,复旦大学爱弥儿联谊会出版
[]  褚应洪:《复旦爱弥儿谊会的产生及其活动》的“前言” 1985年8月28日。
[] 《人民的教育》(爱弥儿丛刊之一)复旦大学爱弥儿联谊会出版 1949年6月15日。
[] 《世纪学人自述》(陈科美自述)第270—271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0年第1版。
[] 陈科美、马林:《美育研究论集》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
[11] 陈科美:《中国社会主义教育哲学导论》 1990年手稿
① 陈科美:《新教育学纲要》,第4页 载瞿宝奎、郑金洲主编《中国教育学科的百年求索》(24纪教育名著丛编代序),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6年8月。
[13]  陈科美:《新教育学纲要》 第4页。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6年8月。
[14] 《世纪学人自述》(陈科美自述)第271—272。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版。
[15] 陈科美:《美育应作为全面发展教育的组成部分》上海《文汇报》1961年5月30日。
[16] 陈科美:《美育应作为全面发展教育的组成部分》上海《文汇报》1961年5月30日。
③ 陈科美:《美育应作为全面发展教育的组成部分》上海《文汇报》1961年5月30日。
④ 陈科美:《美育应作为全面发展教育的组成部分》上海《文汇报》1961年5月30日。
⑤ 陈科美:《美育应作为全面发展教育的组成部分》上海《文汇报》1961年5月30日。
[20] 陈科美:《美育应作为全面发展教育的组成部分》 上海《文汇报》 1961年5月30日。
[21] 陈科美:《美育应作为全面发展教育的组成部分》 上海《文汇报》 1961年5月30日。
[22] 陈科美:《美育的任务和实施原则》上海《文汇报》1962年9月2日。
[23] 陈科美:《中国社会主义美育的探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5年第二期。
[24] 陈科美:《中国社会主义美育的探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5年第二期。
[25] 陈科美:《中国社会主义美育的探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5年第二期。
[26] 陈科美:《论美育的基本原则》载陈科美、马林著《美育研究论集》第79页, 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
[27] 陈科美:《论美育的基本原理》 载陈科美、马林著《美育研究论集》第32页,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5年12月。
[28]陈科美:《论美育的基本原理》 载陈科美、马林著《美育研究论集》第33页,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5年12月。
③ 陈科美:《论美育的基本原理》 载陈科美、马林著《美育研究论集》第37页,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5年12月。
[30] 陈科美:《论美育的基本原理》 载陈科美、马林著《美育研究论集》第37页,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5年12月。
[31] 陈科美:《论美育的心理的要素及其运用范围》,载陈科美、马林著《美育研究论集》第63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
[32] 陈科美:《论美育的心理的要素及其运用范围》,载陈科美、马林著《美育研究论集》第64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
[33] 陈科美:《论美育的心理的要素及其运用范围》,载陈科美、马林著《美育研究论集》第64-65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
[34] 陈科美:《论美国小学艺术教育的现在和未来》(编译)载陈科美,马林《美育教育论等》,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
[35] 陈科美:《论美国小学艺术教育的现在和未来》(编译)载陈科美,马林《美育教育论等》第85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
[36] 陈科美主编:《上海近代教育史》(1843-1949)第1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12月。
②③④⑤⑥ 同上 第1——2页。    
 
 
 
 
[42] 陈科美主编:《上海近代教育史》(1843-1949)第7-8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12月。
② 陈科美主编:《上海近代教育史》(1843-1949)第7-8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12月。
[44] 《世纪学人自述》(陈科美自述)第273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
② 《世纪学人自述》(陈科美自述)第273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
[46] 《世纪学人自述》(陈科美自述)第272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
[47] 《世纪学人自述》(陈科美自述)第273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
[48] 《世纪学人自述》(陈科美自述)第273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
[49] 《世纪学人自述》(陈科美自述)第273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
[50] 《世纪学人自述》(陈科美自述)第274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
[51]《世纪学人自述》(陈科美自述)第272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
[52]《世纪学人自述》(陈科美自述)第271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

发布者: 网站 管理员
发布日期: 2012/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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